一笔转账，竟有两个身份：深圳法院一3000万债权执行四年无果背后

55岁的吴某某，2020年把全部养老钱借给了朋友孙某某。无法还款后，2023年法院判其胜诉。而后，他才知道什么叫“执行难”。

孙某某名下资产被多轮查封。吴某某四处打听，终于发现孙某某早就留了后手——他把深圳市丰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丰某公司”）50%的股权，放在亲戚张某东名下代持。这家公司持有深圳南山区南油服装批发市场3072平米物业的49.955%的股权，每年租金上千万。

在吴某某向法院提供张某东为代持孙某某股权的多项证据后，2023年11月27日，罗湖法院冻结了登记在张某东名下的丰某公司50%股权，启动拍卖。

吴某某以为，苦日子到头了。

结果，是他错了。

一笔巨额转账，出现两种不同身份，只为叫停债权执行

股权冻结第8天，张某东出面了。他向罗湖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承认“虽是为被执行人孙某某代持”，但说孙某某没有出资证明、没有股东名册。

2024年1月9日，张某东撤回了异议，理由是：2023年12月6日，本人向罗湖区法院提交了（2022）粤0303执7908号执行异议书，后经申请人了解，该案存在一系列借款、股权转让等重大事项，且上述事项本人并不清楚，经慎重考虑，决定撤回向本院提出的执行异议。

同一天，一个叫郭某的湖南女子，向罗湖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孙某某欠她2758万，要求解封股权。执行异议书中清楚地写道：2020年10月20日，被执行人孙某某向本人借款1000万元；2020年12月18日，被告又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7,588,129元；合计向本人借款27,588,129元。孙某某和张某东均在借条上签字按指模。无论上述股权属于被执行人孙某某还是案外人张某东，因未归还本人借款，据此，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冻结。

同一天，一个撤回异议，一个申请异议。像接力赛。

撤回异议的张某东，理由是“本人不清楚借款，所以撤回”；

申请异议的郭某，说“张某东不仅借了，还签字按了指模”。

作为旁观者，可能都看出了问题。

一个说“借款我不清楚”，一个说“不仅借了，还签字按了指模”——同一笔钱，两个人，两套说法。

郭某同时向罗湖法院提起借款诉讼，起诉孙某某、张某东欠她2758万。吴某某去调查了银行流水。2020年12月18日，郭某向孙某某转账17588129元。备注栏写得清清楚楚：“支付丰某公司孙某某张某东股权转让款”。

郭某篡改了该笔银行流水的备注。到了罗湖法院，这笔钱变成了“借款”。

吴某某向法官举报郭某虚假诉讼。2024年4月24日，郭某撤诉了。

如果真有债，这场官司她稳赢。

没有人会放弃2758万元的真实债权，还倒贴21万诉讼费。她撤诉，只说明一件事：这债是假的。

撤诉后，她又拿着同一套证据，回到罗湖法院作为补充执行异议的申请，还补了一张1000万的“借条”。

这不是郭某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手法。2021年，她在福田法院提起股权纠纷案，伪造证据被识破后撤诉。2022年，她将支付给胡某林的2030万元租金款虚构为借款，在湖南邵阳法院起诉，后案件移送到罗湖法院，郭某撤诉。胡某林向罗湖警方报案，控告郭某虚假诉讼。警方立案后，多次依法上门传唤，郭某连续六日拒不开门配合，最终被强制带离。后因管辖权问题撤回立案。

多起诉讼，同一个模式：捏造事实起诉→被识破→撤诉→再起诉。这不是巧合，是精心设计的操作。

这不是诉讼，这是流水线作业。

中院出手：悄悄出裁定，媒体曝光后又匆忙撤销

2024年12月，罗湖法院驳回郭某的执行异议，理由很干脆：她拿不出质押登记，也没有生效判决确认债权，根本不是适格利害关系人。郭某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复议。2025年4月17日，法院推进拍卖。

然后，深圳中院出手了。

从罗湖法院推进拍卖，到深圳中院作出（2025）粤03执复431号裁定支持郭某，只用了五天。

吴某某后来才知道，中院作出这份裁定之前，未通知其应诉答辩，未告知相应诉权，吴某某及其代理人全程未被通知参与审理程序，他全程不知道案件已经在深圳中院“审结”了。

2025年5月，媒体曝光了这件事。报道标题写得很直接：《深圳中院一执行异议案，法官剥夺一方当事人辩论权，悄悄出裁定》。

曝光之后，深圳中院自己撤销了裁定，发回罗湖法院重审。

但问题就在这里。中院明明可以自己直接改判——郭某的债权是真是假，证据就摆在那里。但它没有。它选择了“撤销，发回重审”。

对媒体，它有了交代：裁定撤销了。对案子，它什么也没解决：发回罗湖，重新来过。

曝光一次，撤销一次；再判一次，还是老样子。

而这次重启，案子分到了罗湖区法院危某雅法官手里。

危某雅法官的裁定：假债权不查，两套标准，多重矛盾

危某雅，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专门审理中院发回重审后郭某提出的执行异议——也就是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关”。

2025年6月、7月，罗湖法院两次听证。吴某某把证据一份一份递上去：多份张某东、孙某某、郭某在另案中的关于张某东为孙某某代持的说明、丰某公司证明张某东为孙某某代持的说明……

知情人多次联系承办此案的危某雅法官，将郭某在本案中捏造借款、提出执行异议且涉嫌虚假诉讼的材料专程寄过去。其中包括吴某某调查取得的真实银行流水、备注为“股权款”、以及孙某某承认收到郭某部分股权转让款的书面文件。

材料寄出去了。没有回音。

张某东和律师，两次听证，一次没来。2025年6月23号，张某东带来了一份意见：本人发表意见，本人就郭某提出执行异议及证据发表意见如下。本人作为深圳丰某公司登记的持有50%的股东，本人不同意贵院执行本人名下股权。

郭某说孙某某欠她钱，但一张有效证据都没拿出来。

2025年8月4日，危某雅法官出具裁定，支持了郭某的执行异议，中止对丰某公司50%股权的执行。吴某某打了多年官司，最后发现：真正的代持关系要“必须司法确权”，虚假的债权人的诉讼资格“待定就行”。 郭某提起执行异议、案件发回重审后，法官的行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郭某是以“债权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的。债权人的身份，本该是审查的第一道关。但危某雅在审理过程中直接跳过了这道关，对以下四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全部选择视而不见，不审查、不移送、不记载。

第一个矛盾：张某东说“不清楚”。 郭某主张孙某某、张某东共同向她借款2758万。张某东是郭某列明的共同借款人。但张某东在撤回执行异议时，明确陈述对该案一系列的股权和借款“并不清楚”。一个共同借款人，对借款“不清楚”——这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危某雅对此只字未提。

第二个矛盾：孙某某说“没借”。 孙某某是郭某主张的另一个借款人。他在另案笔录中明确陈述，那笔钱是郭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从未提及任何借款关系。借款人本人说“没借”，出借人却说“借了”——两个对同一笔钱的性质陈述完全相反。危某雅对此只字未提。

第三个矛盾：银行流水写着“股权转让款”。 2020年12月18日，郭某向孙某某转账17588129元。原始银行流水中，备注清晰写明“支付丰某公司孙某某张某东股权转让款”。郭某修改了备注，到了罗湖法院，这笔钱变成了“借款”。同一笔钱，不可能既是股权转让款，又是借款。危某雅对此只字未提。

第四个矛盾：郭某自己撤诉了。郭某同时以同一笔“借款”向罗湖法院起诉孙某某、张某东｛案号：（2024）粤0303民初2795号）｝。2024年4月24日，她主动撤诉了。如果债权是真的，她应该全力争取判决，再以判决参与执行分配。但她主动撤诉了。没有人会放弃2758万元的真实债权，还倒贴21万元诉讼费。 危某雅对此只字未提。

四个矛盾，任何一个法官在形式审查中都不可能忽视。危某雅全部选择视而不见，直接采信郭某主张，认定其具备债权人资格，中止执行。

吴某某并非不懂法，他与律师反复研究危某雅出具的裁定书后，才发现更大的问题：（2025）粤0303执异349号裁定书内容，让人触目惊心！

首先，撤回的异议，“复活”了？

张某东撤回异议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先举手，又放下，再举手。2023年12月6日，他提出执行异议，承认“虽是为孙某某代持”，但说孙某某没有出资证明。这是第一次举手。

2024年1月9日，他撤回了异议，理由是“对该案一系列的股权和借款并不清楚”。这是放下手。

2025年6月23日，他又提交了一份函件，说“本人作为丰某公司登记的持有50%的股东，不同意贵院执行本人名下股权”。这是再次举手。

但法律不允许这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同一执行行为有多个异议事由，但未在异议审查过程中一并提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该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危某雅不仅没按法律说“不予受理”，反而把他的第二次举手当成了正式异议。 把张某东撤回后提交的“不同意执行”函件，作为认定“不能执行”的依据之一。危某雅法官的裁定书第7页原文记载：“张某东本人在本案中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法院执行其名下股权，且未确认其名下丰某公司股权属于孙某某。”这就是矛盾所在。

其次，危某雅用“待定”的权利赋予郭某一个利害关系人资格。

危某雅法官的裁定书第7页原文记载：“郭某的丰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正在审理中，其是否持有股权处于待定状态，郭某认为其作为丰某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三）项情形，郭某与本院的执行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裁定书的矛盾之处在于：优先购买权必须是“已经存在”的权利，不是“可能存在的权利”。危某雅一边承认权利“待定”，一边用这个“待定”的权利，认定郭某具备利害关系人资格，中止执行。权利待定，何来侵害？何来优先购买权？

她自己在裁定书里写下“待定”，然后用这个“待定”认定了郭某的资格。

用“可能”代替“确定”，用“待定”冒充“既得”——这是对执行异议制度的滥用。如果“可能享有权利”就能获得阻却执行的资格，那任何人只要提一个确权诉讼，就能自动中止执行。

其三，双重标准。

必须经过司法确认才算拥有权利——这个标准，危某雅只用在了合法债权人吴某某一个人身上。

吴某某为了证明张某东为孙某某代持，向法院提交了多项证据，包括：丰某公司出具的书面文件，确认张某东名下丰某公司50%股权系为孙某某代持，孙某某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张某东本人出具的书面文件，确认其为孙某某代持该股权；孙某某本人出具的书面文件，确认张某东系为其代持该股权；郭某在另案中陈述张某东为孙某某代持的相关文件。危某雅仍要求代持关系“必须经过司法确认”。

危某雅法官的裁定书第7页原文记载：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股权应以股权登记为准。本案中，首先丰某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登记机关备案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均载明公司股东为刘浩龙以及张某东。其次，张某东本人在本案中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表示不同意法院执行其名下股权，且未确认其名下丰某公司股权属于孙某某。再次，尚无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确认孙某某为丰某公司股东，也无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确认张某东系代孙某某持有丰某公司50%股权。故本院不能仅凭现有证据认定登记在张某东名下的丰某公司50%股权系孙某某所有，本院裁定拍卖、变卖登记在案外人张某东名下丰某公司50%股权份额的执行行为，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本案中，张某东本人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其为孙某某代持该股权，丰某公司出具公司文件予以确认，孙某某本人亦确认代持关系。名义股东、公司、被执行人三方均已书面确认。在此情况下，执行法院直接冻结张某东名下股权，完全符合上述规定。

危某雅要求“必须经过司法确认”才可执行，实质上是在该条规定之外增设了法定条件。而这个“必须司法确认”的门槛，只用在了吴某某一个人身上。

对于郭某，可以借条不查、流水不比对、当事人否认不审查、撤诉不审查。危某雅用“可能”代替“确定”，用“待定”的权利赋予郭某一个利害关系人资格。

同一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同一个危某雅法官，同一份（2025）粤0303执异349号裁定书，对郭某和吴某某，用了两套完全相反的标准——对郭某，待定就行；对吴某某，必须确权。

这已经不是法律理解不同，而是选择性司法。

这种双重标准，让吴某某很伤心。他赢了官司、找到了财产、冻结了股权、提交了多项证据，最后败给了虚假的债权，败给了一个“待定”的权利。他不是输在事实，是输在“选择性司法”。

中院再出手：第二次“不通知就判”

吴某某不服，再次申请复议。深圳中院作出（2026）粤03执复222号裁定，仍然没有通知他，没有听证。

跟上次如出一辙。换了法官，没换做法。 未通知其应诉答辩，未告知相应诉权，吴某某及其代理人全程未被通知参与审理程序，他全程不知道案件已经在深圳中院“审结”了。

曝光一次，撤销一次；再判一次，还是老样子。

管辖权疑云：郭某的案子为什么都往罗湖法院走？

先说一个常识：确认股东资格、股权代持关系的官司，法律规定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丰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是南山区。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案子集中到罗湖法院之后，发生了什么。

吴某某为了确认张某东名下股权系为孙某某代持，向南山区法院提起股权确认之诉。孙某某随即提出管辖权异议，案件被移送至罗湖区法院。

而罗湖区法院，正是郭某执行异议案、借款诉讼案、孙某某执行案、以及危某雅审理的那个执行异议重审案的所在地。

案件集中到罗湖法院，才有机会出现一起案件，两套完全相反的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的，应当将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

郭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但罗湖法院没有移送。一次都没有。

吴某某一直向罗湖区法院反映上述问题，包括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罗湖区法院均收到了监察部门转下来的信访件，但最后都没有下文。

案子到了罗湖，当事人反映问题也到了罗湖。案子没解决，反映也没解决。

郭某之所以敢于虚假诉讼，不是“偏爱罗湖法院”，而是“案子到了罗湖，就进了同一个闭环”。

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伪造证据的，驳回；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但吴某某看到的，是一笔改过的流水，四个没人查的矛盾。

对郭某，“待定就行”；对吴某某，“必须确权”。

同一部法律，同一个法官，同一份裁定书，两套标准。

吴某某终于明白，他不是输在事实，是输在，案子落在了郭某想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