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东被香港廉署起诉，中交系执掌下的绿城如何应对治理考验

文/地产金融视界

2026年10月9日，香港廉政公署发布正式公告，落案起诉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HK.3900） 时任董事会主席张亚东。

尽管公告未直接点名被起诉人身份，但“上市公司时任主席”与“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的关联指向，加之绿城中国的协助声明，使得这家混合所有制房企再度被置于舆论审视的焦点之下。而这一切，发生在张亚东于2025年3月辞任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约一年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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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贿款牵出违规收购闭环

根据香港廉政公署公开落案起诉资料，现年58岁的张亚东，作为绿城中国时任董事会主席，被正式控告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相关行为涉嫌违反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9(1)(a)条及《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条，案件已于当日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完成首次提讯，目前庭审流程有序推进，所有指控均为廉署依法查实的涉案事实，待法庭最终裁决。

案件涉案周期集中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覆盖了项目对接、谈判、收购落地的全流程。经廉署调查核实，一名大连本地房地产开发商股东自2019年起，持续向绿城中国推介当地一处房地产项目，成为本次违规交易的源头。

在项目对接全过程中，张亚东被查实与中间人、该大连房企股东及其直系亲属形成完整利益链条，通过隐蔽方式收受对方2000万港元贿款，以此作为交易对价，主导推动绿城中国完成对该项目的收购。

本次收购交易总额达4.4亿元人民币，属于绿城中国区域重点投资项目，交易体量对企业年度投资布局具备一定影响力。

案件调查细节显示，本次贿款输送采取拆分多笔转账的隐蔽方式，并未直接进入张亚东个人账户，而是经由中间人分流后，最终存入其儿子的银行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在廉署全程调查过程中，绿城中国对外公告称提供全面协助，但这一表述无法规避核心问题：长达三年的高层利益输送、巨额违规交易落地，企业内部风控体系全程未预警、未核查、未发现，成为本次案件最核心的隐性问题。

汇生国际融资总裁黄立冲也提到，如果廉署指控的事实最终成立，那公司治理层面确实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笔几亿元的并购，正常应该经过项目来源登记、利益冲突申报、独立估值、财务和法律尽调、投资委员会或者董事会审批、资金支付审核以及投后复盘。真正有效的内控，不是这些表格有没有填、会议有没有开，而是当董事长本人是交易的强力推动者时，这套制度还能不能反过来审查董事长。如果一个董事长可以影响项目怎么进来、谁来估值、谁来做尽调、什么材料送上投资委员会，甚至影响最后的决策，那么流程看上去可能全部合规，但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制衡。这才是上市公司最应该警惕的地方。

黄立冲进一步表示，张亚东受贿一事如果最终被证实，不能只归咎于某个员工没有执行流程，也不能简单说制度完全不存在。更可能是三个层面叠加：制度有没有针对“一把手”的反向制约，执行人员敢不敢提出异议，以及董事会有没有真正独立的信息来源。公司治理最怕的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只管得住下面的人，管不住最有权力的人。

对于高管受贿一事，优淘城总裁、地产专家薛建雄表示，目前企业和政府一直在健全公示和审计制度。只是有些大宗背景比较复杂，过去信息又不够健全透明，所以发生的概率更大而己。目前市场向下的情况下，整顿企业内部问题，提质提效是有帮助的。长期可以看好。不过短期会出现企业资产和效益减值问题，会有阵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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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任职周期内，绿城中国业绩不稳

2025年3月27日早间，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张亚东因工作安排辞任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并提交日期为2025年3月21日的辞呈。辞任将于2025年3月28日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或下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以较早者为准）生效。因此，在3月26日董事会会议开始前，彼已不再担任执行董事、主席、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以及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主席。

据了解，张亚东于2018年5月加入绿城中国，同年8月便担任了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不到一年后的2019年7月11日，张亚东又获委任为绿城中国董事会主席。同时，还担任绿城管理（09979.HK）的董事会联席主席及非执行董事。

而张亚东实际是以中交代表的身份进入绿城的。从过往履历来看，张亚东曾任大连大汽企业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辽宁省普兰店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大连市城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大连市建委党组书记、主任，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大连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中国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中交集团全资附属公司）董事、总经理。

根据绿城年报，于2019年，张亚东的薪酬（仅以绿城中国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员酬金为例）就到了911.3万元，2020年-2023年薪酬分别为1010.4万元、1313.4万元、1234.5万元、1217.1万元。到了2024年，薪酬明显减少，为817.6万元。虽然在2025年仅在任不满三个月，但薪酬依然有138.4万元。

在张亚东主导经营周期内（2019至2024年），绿城中国销售规模持续扩容，但业绩结构逐渐走向“增收不增利”。财报数据显示，绿城中国2019年营收615.93亿元，同比增长2.14%，股东应占利润24.8亿元，同比增长147.21%；绿城中国2020年营收657.83亿元，同比增长6.8%，股东应占利润37.96亿元，同比增长53.07%；2021年营收突破1002.40亿元，同比增长52.38%，合同销售额站上3500亿元高点，但当年毛利率回落至18.1%，股东应占利润44.69亿元，同比增长17.72%，增速明显下降。

到了2022年，绿城中国营收1271.53亿元，同比增长26.85%，但股东应占利润同比下降38.33%至27.56亿元；2023年营收1313.83亿元，同比增长3.33%，股东应占利润31.18亿元，同比增长13.12%，虽然有所回升但较2020年、2021年同期水平仍有明显差距；2024年，绿城中国营收进一步抬升至1585.46亿元，同比增长20.67%，而股东应占利润下滑至15.96亿元，同比降幅48.8%，近乎腰斩。

在黄立冲看来，从更长的周期看，确实值得讨论薪酬和股东回报之间有没有真正建立约束。但我认为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一千万元到底算不算高，而是高管拿到这么高的激励以后，承担的责任是不是同样高。

黄立冲提到，“我特别注意到绿城2024年年报里的一个细节。当年公司向包括张亚东在内的六名董事及其他员工授予激励股份，薪酬委员会认为，因为这些股份是奖励过去的贡献，所以没有必要设置特定归属日期、绩效目标或者退扣机制，也就是通常讲的claw-back。站在今天重新看，我认为这一类机制很值得董事会检讨。”

他进一步表示，“房地产行业过去习惯把销售额、拿地规模、排名、利润作为考核指标，但现在明显不够了。高管薪酬应该同时挂钩现金流、资本回报率、减值损失、融资成本和重大合规风险，而且相当一部分奖金应该延期兑现。如果几年以后发现以前的项目出现重大合规问题，公司还应该有权追索以前已经发出去的奖金和股份奖励。有高激励没有问题，但高激励必须对应高责任。不能业绩好的时候奖励归个人，几年以后出现风险，成本全部由上市公司和股东承担。”

在行业从严监管、合规为王的时代背景下，本次高管涉贿事件，已然成为绿城中国发展历程中难以规避的重大治理危机。未来，张亚东案件的庭审进展与最终判决结果，是否会影响绿城中国的合规评级、资本市场信心等，仍然是个未知数。

黄立冲认为，资本市场真正害怕的并不是“一名已经离任的董事长出了问题”，而是投资者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宗个人案件，还是一套治理机制出了问题。所以绿城接下来最重要的，不只是继续说“全面配合调查”，而是要向市场证明：历史交易能够重新审查，责任能够追溯，内控能够整改，高管激励能够追索。如果能够证明这是个案，影响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最后证明是系统性治理问题，那么融资成本、估值和信用评级都会真正受到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