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后来也后悔了：如果当初听职工的，也许就没有那一劫了！

1999年1月9日上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审判长念完了一段判决。

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叫褚时健，那年71岁，是玉溪红塔集团的董事长、总裁。

20年前他刚到玉溪卷烟厂的时候，那还是个设备老旧、产品积压的地方小厂。

但到了褚时健手里，“红塔山”已经是中国最值钱的香烟牌子，厂子一年上缴的利税，顶上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判决念完，一条是贪污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另一条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一个人怎么把厂子做得那么大，又怎么在最后几年栽了下去，这份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

功是功，过是过。

判决书里认定的钱一共两笔，一笔是厂里的公款，一笔是家里的钱。

第一笔发生在1995年6月到7月间，褚时健和当时的玉溪卷烟厂总会计师罗以军、副董事长兼副总裁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355.1万多美元。

法庭认定这构成贪污罪。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作用，是主犯，要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

第二笔是他家里的钱。他的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有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他说不清是从哪儿来的，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决书里还有一句话讲的是量刑，这些年来一直被很多人忽略。

它写着：所犯罪行情节特别严重，论罪本应判处死刑，但鉴于褚时健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赃款已全部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已经挽回，依法减轻处罚。

死刑两个字，最后没有落下来，减轻处罚的依据白纸黑字写在了判决书上。

还有一条指控，很多后来讲这件事的人都漏掉了：公诉机关当时还指控他单独贪污1156万美元，法庭审理以后认为证据不足，没有认定。

最后定他的，是这两笔查得有据的钱，那个更大的数字并没有算进去。

1979年，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当厂长，那年他51岁。厂子当时的底子很薄：设备旧，牌子杂，烟卖不动，职工的福利也欠着一大截。

他上任以后先抓两头。一头是设备，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一头是分配，把工人的收入和产量、质量挂上钩。

厂里推的是“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多干的能多拿，干得好的能多拿。

他还去国外看过“万宝路”是怎么做起来的，回来得出一个结论：好烟要有好设备，要有好烟叶，还得有一套让人肯下力气的机制。

1986年，他兼了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分公司经理。收烟叶、卖香烟这两头握在手里，厂子第一次能自己定烟叶怎么收、烟往哪儿卖。

他有个说法，叫“把烟田当作第一车间”。厂里出钱帮烟农修水渠、换良种，烟叶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好。当年去厂里采访的记者写过，那是个几乎没有库存的烟厂。

到90年代，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红塔山成了全国名牌。厂子一年上缴的利税超过200亿元，占到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六成上下。

换成大白话：当年云南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才顶得上玉溪卷烟厂这一个厂。

这一段是明摆着的事实，判决书前面的那几页，写的就是这些。

案子查到最后，褚时健自己交代过一段话，被公开报道记了下来。

他说，刚当上玉溪烟厂的厂长时，玉溪烟厂和昆明烟厂、上海烟厂的情况差不多。干了十几年，结果是一个玉烟厂等于四个昆烟厂，或者四个上海烟厂。

接着是那句要紧的话，他的交代里写着，有人跟他说你拿少了，于是心里就不平衡。

给他辩护的律师马军，后来对记者讲：褚时健走向犯罪，主要是心态失衡。云南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差不多，付出和所得差得太远，出事很难避免。

马军算过他的收入，在玉溪卷烟厂的17年里，工资加奖金一共80多万元，平均每月3000元左右。

一个把厂子做到亚洲第一的人，17年拿到手的，就是这么多。

那几年厂里的烟有两种价，谁能拿到烟、以什么价拿，全凭褚时健手里那支笔。

褚时健自己把那个转折点说到底了：厂子越做越大，耳边“你拿少了”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心里那道坎就没过去。

“后悔”两个字，他本人没在公开场合说过。能查到的，就是那句“心里就不平衡”，还有律师那句“心态失衡”。

2001年前后，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养病，那年他已经70多岁。按公开报道的说法，那阵子他的活动范围还限制在老家一带。

2002年前后，他和妻子在玉溪市新平县的哀牢山承包了一片荒山，种起了橙子。

这片山有多大，公开报道里有两个数：2400亩，前后种下约34万棵橙树。2400亩换成能看的东西，相当于两百多个足球场那么大。

他把管烟厂的那一套搬到了山上：定标准，抠品质，算成本。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剪枝，都有讲究。

橙子树是第4年才挂果的。2006年第一次挂果，2400亩地只收了14吨，他后来发现是树种得太密，光照不够。他就砍树，剪枝，一遍一遍试，最后定下一亩地种70到80棵。

2012年11月，“褚橙”第一次通过电商卖到北京等地，很快卖完。他种的橙子，标上“褚时健种的橙”几个字，一斤能比别人的橙子贵3元。那一年他85岁，外面开始叫他“中国橙王”。

2015年，有人抱怨褚橙个头小、味道淡。他听说以后，在报纸上公开道歉，说这一年确实没做好，随后砍掉了3.7万株果树。

从烟草到橙子，他做的是同一件事：认准一样东西，一层一层往里抠。

2019年3月，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去世，享年91岁。

从玉溪卷烟厂的车间，到哀牢山上的橙园，中间隔着的那一段，是判决书。

判决书管他在法庭上的那两笔钱，荒山上的橙子树管他最后的十几年。判决书和荒山上的橙树，这两样东西都摆在那儿，谁也盖不住谁。

如果当年有人劝住了他，红塔山会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有答案的，是1999年1月9日那天念出来的那几行字：贪污罪，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