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海上来：赵德发笔下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现代的显形与传统的退场

——论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

□ 陈若谷 刘飞扬

《大海风》

赵德发 著

作家出版社

一

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型国家的历史境遇紧密关联。在应对扑面而来的外部冲击时，近现代知识人用呐喊的声波定位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文学就成为展示焦虑和逃避焦虑的平台。正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 。在已历经百余年的嬗变过程中，中国文学的多重历史面貌在不同层面上回应着同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以及要走向什么样的现代。

这种回应，往往伴随着“超克”的多重变形。比如，茅盾对民族资本困境的剖析、舒群等东北作家群的抗战流徙、柳青塑造的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乃至徐迟歌颂陈景润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些差异颇大的书写，都被“走向现代”这一共同议题所串联着。然而，在轰轰烈烈前行的进步叙事中，乡土文学又在传统的经济结构、政教民俗、土地情结等尚未完全消散之时，不得不面对传统退场时的撕裂之殇。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思想和制度的发生，并不是在一个已经确立的现代性框架下随物赋形的，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两个不言自明的客观之物，它们二者互相赋予内涵，并以自身为对方的外延。因此，深刻地认知二者之间的关系才是文学作品必须解决的难题。以张炜《古船》为例，它突破了土地界限，将传统中国比作一条船，既扭转了关于黄土文明封闭性的刻板定论，又象征其承载的历史重负，并暗示其航行的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文学隐喻范例。

赵德发的创作从一开始便嵌入这一谱系，积极探索文明的确立和现代新生的路径。其早期的《缱绻与决绝》《君子梦》等作品已展现出对农耕文明伦理、权力结构及信仰体系的深刻反思。而《大海风》则将视角从土地延伸至海洋，标志着其思考维度的重大飞跃。相较于张炜着重勾勒以隋抱朴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赵德发更注重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大海风》中轮船公司的兴衰不仅是个人奋斗史，更揭示了现代经济规则与传统人情社会的博弈，以及民族工商业在殖民体系中的艰难处境。这些描写延续了茅盾《子夜》以来的社会剖析传统，但又涵盖了丰富的文化心理嬗变的内容。

赵德发

《大海风》对卫礼贤这一脉络的梳理极为可贵，作为两个世界的使者，他的译介沟通了东西文明，说明现代性并非全然来自强制性规定，而可通过本土化吸收获得认同。对话的存在正说明西东之间有的只是差异，而不是等级先后，更不是智慧之间的天堑鸿沟。卫礼贤的活动本身便是对“单一现代性”话语的拒绝。《大海风》以邢氏家族三代人的命运为线索，具象化地呈现了传统退场与现代发生的复杂过程。小说中邢昭衍卖地造船的抉择，不仅是个体生计方式的变革，更暗示着从生活逻辑到情感结构的全方位的基盘移位。但传统所蕴含的生命力之强大又不可忽视，如邢昭衍沉船抗日的壮举就是对邢千总英雄本色的传承，他也将和曾在山林聚啸的自卫者们一样，抗击侵扰同胞安康生活的敌人。这恰恰证明传统伦理中的家国情怀正以新的形式在现代危机中重生。

二

隆隆作响的剧变和含章未曜的静止两种书写张力在文本里实现了有机结合。邢昭衍的家族代际故事历经近半个世纪，如狂澜一般推动纵向叙事，这半个世纪中的政治大事记自然包含了从清季改良、近代革命到抗战御侮的全过程，然而，能够将小说从编年史升华为艺术品的关键，是在书写“变”的史诗之同时要去呈现“不变”的诗学。静止的部分要像凝结的琥珀，它默默无语讲述的故事可以在时间横轴上挖掘深度。静止的锚点构成了故事的底色，提供了历史推进中喘息和沉思的空间。

“变”的史诗可通过内外二事呈现。第一个大变动，清廷批准颁行了“癸卯学制”，从宏观视角看，新学制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转型，而从微观层面看，一生致力于研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儒生们，忽然失去了具体的动力。自隋唐开创的科考制度形成了中国家庭耕读传家的传统，参加科考，完成进阶，几乎应当是一个男子实现人生抱负的坦途。路被堵了，这个在海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老儒生（后成为龙王庙的齐道长），打算以想象性的方式践行孔孟之道。第二个大变动则关于侨寓在哈尔滨的白俄青年伊戈尔，这个白俄青年因困顿窘迫加入张宗昌的白俄兵团，这让他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最终，他无法忍受杀戮的残酷，在马蹄所弃军而逃，驻扎灯塔，暂时终止了他的“远征记”。

“不变”的诗学里有两幅美好的风景画可供观赏。近代中国人关于婚恋、女权等观念的认知，难以脱离西方现代小说的传播，虽然“译才并世数严林”，但受《天演论》鼓动的少年邢昭衍尚未品读过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可以猜测，礼贤书院的卫美懿无疑是渔村少年邢昭衍关于美的启蒙者，她的娴雅之姿和通达之态，配合着黑塞的诗句“我只看清你发际的杏花浅埋”，决定了邢昭衍将要越过父母亲，去缔造另一种婚姻形态。第二个画面，则是邢昭衍几经波折建造的灯塔。夜晚，女儿杏花发现自家院里树叶梢忽然一亮，从此，马蹄所的暗夜有了这一抹亮色。它远远地矗立着，以静制动，终结了渔民临抵家门口还需和暗礁或风暴肉搏的历史。更为深远的是，它也同样照亮了杏花关于自己爱情的主动选择的道路。

除了变与静的张力，《大海风》还考虑了大场面调度和小细节安置的节奏，这二者如同小说的呼吸，在一呼一吸、一张一弛中决定了作品的骨骼与血肉是否匀称。与中短篇小说可以依靠横截面切入完成叙事不同，长篇小说的功能是立体的。高明的作者，既是运筹帷幄的大将军，能调度千军万马，又是心思缜密的微雕师，于方寸之间刻出乾坤。

小说中出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场面，就是月虹的升起。月虹是出现于狂风暴雨之后的异象。它高挂于空中，与海面夜航的船与人相对照。而在惊魂未定的人看来，月虹像是天上的一匹孝布，带着关于死亡与命运的不祥暗示。这让大场面不只“大”在外在景象，也密不透风地笼罩着人物心理。而且，月虹这一大场面的两次出现都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邢昭衍第一次看到月虹，就是他接替觅汉槐棒，首次上船当篙手的那天；第二次则是他买来第一艘火船“昭衍号”起航回马蹄所的途中。月虹两次出现相隔数年，却都卡在邢昭衍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因此，月虹不仅是自然奇观，更成为人物命运的注脚，把个人的际遇投射进天地自然的大叙事之中。

小说中还有几场宏大的战争场景刻画。邢家老祖邢千总的出场，伴随着金戈铁马、威震海疆的传奇画面；而另一处与之呼应的战争场面，却是在乱世成为土匪的刘黑七回马蹄所报仇之时，大批土匪如蝗虫过境，围城扎营。匪患的咄咄逼人并未以血腥告终，他们被邢昭衍从青岛借来的军舰震慑而退。从邢千总旌旗蔽日，到刘黑七匪临城下，再到军舰泰山压顶不战而屈人之兵，三场战争场面的递进，勾勒出历史的演变轨迹：古代英雄叙事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枪炮与舰船的现代军事力量。

同样，小说中的细节也颇为讲究。邢昭衍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以及在日本谈生意时，合伙人的相貌和性格都得到了作者详细的描摹，如县公署交通科咸科长之贪婪、翻译官石梁之轻浮、丰记轮船行陈务铖之悭吝。邢昭衍的应酬场合也占据了相当篇幅，比如他请戏班子、招待马蹄所的头面人物看戏，小小戏场展现了乡村的权力结构和人情关系——区长位于正中，而邢家长辈也需得到妥善安置；再比如收购乌鱼蛋的薛老板在顺德大酒店宴请邢昭衍，天津名菜老爆三之红亮咸香、乌鱼蛋汤之爽滑酸醇，尤其是青瓷小盆之美、《随园食谱》之雅，着着实实给昭衍上了一课——何为“排场”。觥筹交错中的细节折射出的是人情往来。溯源于《金瓶梅》《红楼梦》《孽海花》的世情小说，皆用铺张的笔墨书写饔飧之事、粉黛簪环及晨昏定省，人情世故就是人之常情，在商业和政治盘根错节的关系之间，人情似乎永远可以充当润滑剂。

小说中另一处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篣子在杏花返乡时送给她的石花菜种子——这是篣子在大连卖海凉粉谋生的材料。我们通过杏花的眼睛，端详了淡紫色、毛茸茸的石花菜种子，而这摸上去有些韧性的小芽终将破土，成为重要的生命意象……总而言之，变动和静止不可割裂，大场面和小细节也提供了互相凝视和阐释的空间。

三

家族历史小说最绕不开生死主题。人物的生与死不仅服务于情节发展，更可以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隐喻。因此，明确代际的叙事功能成为理解现代与传统的切入点。《红楼梦》以一个家族的五代构建出一个世胄浮沉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因此曹雪芹对人物生与死的设置在服务于末世叙事。林黛玉入贾府之后的主线情节中，贾家从第十二回里的贾瑞、第十三回中的可卿开始，死亡阴霾便弥漫开来，却没有新生命降世。《大海风》中对于死亡的设定极度精妙，他们代表着某些复杂的传统。从第二章来昌顺号触礁开始，邢昭衍的八位兄长师长陆续死亡。根据人物的功能镜像，这八次死亡可以被划分为四组，下面两两对照以观作者本意。

第一个对照组是两位船老大：纪老大和望天晌。他们运筹帷幄、冷静果敢，是高度依赖感官经验的航海能人。然而，纪老大掌舵的黄花船来昌顺号最终触了暗礁，船裂人殒。望天晌因为上山“耍山”，结果义兴号在将要登陆之际遇到龙卷风，一掀而翻，船人俱亡，因此望天晌将这场灾难视为老天爷对自己背叛海洋的惩罚。纪老大的惨死迫使邢昭衍从当渔民起开始创业，也坚定了当大船主的决心；而望天晌的退场，则象征着邢昭衍的船业将彻底进入能源动力时代。背负着人伦和乡情的邢昭衍不可能抛弃船老大望天晌，但风船迟早要被船业的现代化进程淘汰。未来能够避免暗礁和风暴灾难的，不再是靠肉身的经验和直觉，而是凭借精密的地图和强大的发电机，以及像洪船长那样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的航海员。因此，这组中船老大之死所呈现的，不是个体命运的终结，而是人与船关系的历史性嬗变。

邢昭衍父亲邢泰稔和大爷爷邢大斧头的死构成了另一组对照。邢泰稔是传统耕种人，手里紧紧攥着的地契就是他的底气。在马蹄所的人看来，土地是海岸的退路，即便渔获不丰，靠土地的收成至少饿不死。邢大斧头是造船木匠，抱有比其父亲更宽松开明的心态。邢家这两辈人的宿命是为了大船而牺牲：父亲帮昭衍买船，将视作命根子的土地全数投入，自己的心无枝可依，最终溺死于浅水滩。大爷爷拯救了触礁破底的“昭衍号”，他熬着最后一点生命的热力，打了一个严丝合缝的楔子，似乎是他自己化作铁船的木补丁，为送别旧航海时代而陪葬了。因此，这组死亡象征技艺的更替，父亲与大爷爷分别代表的农业耕种和木工造船技艺，不能陪伴邢昭衍一路航行。

第三组死亡对照是靖先生和张謇张大状元。赵德发对靖先生形象的塑造已经跳脱出乡土文学中的典型先生谱系，这个人物不再是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一种脸谱化的中国古老儒家人格，几乎不生不灭。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朱先生吟唱的挽歌余音绕梁，但对于这个形象的反拨才更有助于解决我们当下的思想问题。靖先生受到西方立宪政治的理想引导，在这条道路受阻后，又天真地希望通过“师爷”传统为县官提供行为示范，但在撵走暴敛横征的县官之后，马蹄所还未迎来朗朗乾坤，靖先生自己却死于非命。他毫无说法和并不壮烈的死亡，残酷地将其生命价值一笔勾销。这说明，他所追求的清朗之气只是漂浮于清末之际士人想象中的梦幻泡影而已。相比之下，张謇实业兴国之梦想，似乎应当是绕开政治去构建物质基础的必然选择。然而，一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昌盛的日本又带给了邻国中国什么呢？看来，无论是师爷还是状元，他们徒劳的一生折射出了现代化过程中理想政治与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关系。

最后，文中还有一组“不死之死”，那就是以庄翰林为代表的文脉传承者和具有神秘色彩的柏道长。他们具体的死亡节点在故事时间之外。庄陔兰是晚清翰林，脱离政界后终生致力于文史资料编修。与卫礼贤的生和逝都在欧洲故土不同，庄陔兰的一生都与灿烂博大又动荡曲折的中国文化站立在一起；但相同的是，二人为中国学术做的努力，既延展了中西学术的对话空间，也让文化传统成为生生不息的火种。相比之下，柏道长是预言家一样的存在，城头变幻大王旗，马蹄所的弄潮儿依稀远去，只有他平静地守着一方庙宇。那么，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柏道长悠然作答：自然有龙王保佑。这是中国文化流淌的一道神秘主义溪流，但归根究底，道长所谓的自然，不过是对势大于事这一基本原理的演绎。作者并未明确交代其生死，这种模糊构成了有意味的象征。明明灭灭，风雨如晦，庄翰林一脉代表文化的稳定与继承，柏道长则象征神秘与信仰的潜在支撑，他们都为邢昭衍的生命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油彩。二者的不死之死，可说明现代性探索的源头，反而深植于看似“外在”于现代的传统之中：文化的稳定与赓续，为剧变提供了宝贵的连续性认同基石；而玄秘与超越性信仰，则为理性无法照亮的未知领域提供了解释。

四对人物之死，在叙事上完成了符号化的过程。兄、父祖、师长的去世，对邢昭衍而言，不是一个世界的彻底消失，恰恰是那个世界才开始显露出意义的黎明时刻。邢昭衍作为现代主体，真正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制度的阐释者，他一边向前开创“现代”，一边向后发明“传统”，由此确立自身的坐标。传统是现代的发明，没有人真正生活于传统之中。传统不是当下的对峙性力量，而更像是现代的垫脚石。小说故事的结局也呼应了这一逻辑：无论是小渔船、大风船，还是蒸汽动力轮船，最终都付诸东流，一穷二白的邢昭衍自身同样变成了一种势必覆灭的“传统”，尤其是对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儿子邢为海而言。但正是在这种覆灭之中，新的现代即将绝处逢生。

四

源于说书艺术的古典章回小说使用“草蛇灰线”“月度回廊”“横云断岭”等手法来设置悬念，同时营造整体的美学意境，而现代小说对于悬念和剧透的使用则具有更加强烈的小说文体自觉性。我们可以试看《大海风》里的几次剧透。

第一处剧透是刘黑七的返场。刘黑七是青岛码头的力工，由于邢昭衍照顾海暾帮的老乡，与其发生肢体冲突。作者提前透露了刘黑七成为巨匪之后寻仇的情节。因前后时间跨度大，于是作者策略性地选择伏脉千里，以扣子提前标记情节。这种剧透符合小说的基本规则。

第二处剧透则涉及庄翰林和王献堂的结局。小说在邢昭衍沉船抗日时收束，但对庄陔兰和王献堂，作者非常突兀地在第25章的末尾跃出了故事时间，荡开一笔来交代他们未来的命运：在战火中，庄王二人辗转多地保存文物，庄翰林于1946年病逝，王献堂则更名为献唐，曾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1960年辞世。王献堂年少时是青岛礼贤书院的学生，后接力庄翰林致力于保护学术文脉。作者这一故意破坏叙事节奏的安排，是对中国学术传统和学人坚守之姿的致敬，大概亦有夫子自道之意，某种意义上王献堂可能正是作者对自身使命的投射。

第三处剧透则暴露了作者的感性经验。白俄青年伊戈尔遇到篣子之时，作者毫不遮掩地点明了这个女人对他人生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同于前两处剧透，这一处从功能完成上看来极为多余。因为剧透之后顺延展开的，就是篣子为杏花和伊戈尔担任红娘的具体情节。那么，作者按捺不住的预告说明了什么呢？也许说明篣子的生命观念和性别气质是作者本人认同的。在小说中，以篣子为代表的女性形象都有共同的特点：自然、野性，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一样，她们虽然有着“地母”的隐喻，却绝不愿再承受侮辱与损害。篣子尊重自我爱欲的涌现，赞赏在恰当的时令舒展枝叶，开到荼蘼之力。作者对此类女性形象无疑充满了偏爱，否则不会有马蹄所海滩石头上布满了流光溢彩的石花菜的画面。篣子和杏花的生命力，更为理解传统与现代提供了新的视角：无论现代如何发生，前提都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土地和海洋，才是承载所有思想的所在。传统的退场不等于消失，而是以新的生命形式参与现代性构建。

当代小说的创新性，绝非仅体现于题材的拓荒，更深刻地体现于对“传统”这一概念的认知深度与重构能力。赵德发的《大海风》正是以此完成了对自身乃至乡土书写范式的超越。中国的现代性并非在与传统的决裂中诞生，恰恰是在与传统的持续对话中得以建构。从土地伦理到海洋文明，从家族叙事到对民族命运的观照，赵德发的视野实现了关键性的扩张。《大海风》启示我们，隆隆作响的现代显形，其源头活水正是那些静水深流的传统；而那看似退场的传统，也在现代的阐释与实践中被重新发明，并获得了永恒的新生。

注 释：

[1]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523页。

作者简介

陈若谷，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与中国科技出版社博士后。

作者简介

刘飞扬，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刊于《草原》2026年第8期，为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现代化叙事研究”（QDSKL2401010）阶段性成果。原标题《细读与批评 | 陈若谷&刘飞扬：现代的显形与传统的退场——论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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