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8月28日，重庆机场，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走下飞机。迎接人群中，有国民党官员，也有外国记者。谁也清楚，这趟行程并非普通会面，而是一次把个人安危、政党前途和全国和平摆在一起的险局。
日本投降后，国内最迫切的愿望是休养生息。可是，国民党军队正向华北、华中等地调动，摩擦不断增加。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表面上谈和平，背后却握着军事压力这张牌。
毛泽东若不去，国民党便可能宣称共产党拒绝和谈，把战争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若去了重庆，那里毕竟是国民党统治中心，扣押、胁迫甚至制造意外，都不能完全排除。
当时有人担心地说：“重庆是对方的地盘，此行风险太大。”毛泽东回答：“为了和平，还是要去。”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缺少警惕，恰恰说明他已经把风险拆开来处理。
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赴重庆谈判公开化。
中共中央没有把这次出行当成秘密行动，而是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说明情况。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立即同各界人士接触，国内外报纸也持续报道谈判进程。这样一来，他的行踪、谈话和谈判主张，都置于公众目光之下。
这层公开性很重要。蒋介石若扣留毛泽东，就必须面对全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质问；若强行逼迫，也难以继续把自己包装成单纯的和平倡导者。毛泽东不是把安全寄托在对手的善意上，而是把对手置于更高的政治代价之中。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曾陪同毛泽东由延安前往重庆，这也增加了事件的国际关注度。毛泽东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认真听取各方意见。谈判不再只是国共两党的私下交涉，而成为关系中国政治走向的公开议题。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谈判桌看成唯一战场。他清楚，真正决定谈判分量的，不只是文件上的措辞，还有解放区能否承受军事压力。
因此，他做的第二件事，是在前往重庆前后，要求根据地保持高度戒备，并以实际行动牵制国民党军队。谈判代表在重庆交涉，前线部队则不能放松。只有手中仍有力量，和平主张才不会沦为空话。
1945年9月至10月，上党战役在山西展开。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下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一部，俘获大量人员，打破了阎锡山部队向解放区推进的企图。
这场战役发生在重庆谈判期间，影响并不只在战场上。国民党原本希望借军事行动制造压力，迫使共产党在谈判中不断让步；上党战役的结果，却使这种盘算受到牵制。毛泽东所说的“前方打得好，后方谈得好”，正是这个道理。
谈判桌上，国民党提出过限制共产党军队数量、整编部队等条件，试图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安排。毛泽东没有被表面的让步牵着走，而是反复强调政治民主、军队改编和解放区地位等关键问题。该退的地方避免激化矛盾，不能退的地方则寸步不让。
周恩来长期留在重庆参与具体交涉，毛泽东则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这样的分工，使谈判既有连续性，也有社会层面的支持。毛泽东还向民主人士说明共产党的主张，争取他们了解共产党为何坚持和平，又为何不能接受单方面缴械。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签署日期而被称为“双十协定”。文件确认了和平建国方向，并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内容。遗憾的是，协定没有阻止后来内战全面爆发，国共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没有因此消失。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离开重庆，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突然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他把个人安全放进了公开舆论、国际关注、党内安排和前线行动组成的整体布局中。出发前，中共中央已经对毛泽东不在延安期间的工作作出部署，刘少奇等人继续主持中央日常事务，避免因个人安危影响全局。
11月17日，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重庆谈判没有带来真正持久的和平，却使共产党争取和平的立场得到更广泛传播，也让各方看清了谈判背后的力量较量。对毛泽东而言，这次重庆之行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一次宴会上的应酬，也不只在于一纸文件，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把主动权交给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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