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18年投入1000万鸡娃却养出“巨婴”！普林斯顿新书研究扎心了…

前不久，我们在读者里做了一次小调查：“你给孩子准备了多少出国留学预算”，数据让我们震惊了：大约52%的家庭给孩子准备了300万以上的留学预算，还有19%的家长，预算直接超过了500万元。

这还只是大学出国四年的费用，如果再加上K12阶段的国际化学校费用，以及校外补课、升学顾问、竞赛、夏校和各种背景提升，一些家庭在一个孩子教育上的总投入，甚至很容易超过千万元。

钱花得越来越多，父母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更轻松。相反，我们接触到的大量家长，即使已经为孩子投入几百万，却依然焦虑。小时候焦虑成绩和择校；高中焦虑大学申请；大学录取之后，又开始担心专业、实习、就业。

为什么今天的父母，比过去任何一代父母都更加重视教育，也愿意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却反而越来越累、越来越焦虑？

202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过度投资：现代育儿的情感经济》（《Overinvested: The Emotional Economy of Modern Parenting》），讨论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作者Nina Bandelj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也是一位母亲。为了写这本书，她和团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调查，分析家庭经济数据，梳理超过100本自20世纪以来出版的育儿书籍，并采访了120位来自不同职业、社会阶层、种族/民族背景和家庭环境的父母。

她没有把今天的育儿焦虑简单归结为“家长太卷”或者“中产太功利”，而是试图从更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找答案：为什么现代父母明明已经精疲力尽，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投资项目”？

如果回看人类历史，会发现今天这种“高度投入型育儿”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在19世纪的美国，美国很多家庭中的孩子，会参加农业劳动、家庭生产，甚至进入工厂工作。孩子当然需要被养育，但他们同时也是家庭经济的一部分。

随着工业化发展，儿童保护法逐渐建立，社会对儿童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被视作“小劳动力”，而成为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美国社会学家Viviana Zelizer曾用一个概念形容这种转变：

孩子从“经济上有用”

（economically useful）

变成

“情感上无价”

（emotionally priceless）

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进步。但Bandelj认为，当孩子不再创造经济价值之后，现代社会又赋予了他们另一种价值，那就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所谓“人力资本”，原本是经济学概念，指一个人通过教育、技能和经验积累形成的未来生产能力。后来这个概念逐渐进入家庭生活：孩子接受什么教育、拥有多少技能、积累了什么经历，都可以影响未来的大学、工作乃至收入。

按照这样的逻辑，教育不再只是帮助孩子理解世界、寻找兴趣，也越来越成为一项需要尽早开始的长期投资。Bandelj把这种变化称为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Human Capitalization），即通过教育和技能培养，提高孩子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很多家长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紧迫感。

当一个孩子学习钢琴、编程、体育时，父母考虑的不只是“孩子是否快乐”，还会进一步思考：这项能力未来是否能帮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能否帮孩子形成更大的优势？

教育就这样从“陪一个孩子慢慢长大”，越来越变成了一场需要提前十几年布局的长期规划。

“投入型育儿”：

为什么父母越来越累？却停不下来？

按照经济学逻辑理解，父母给孩子花钱，是因为期待未来获得回报，比如进入更好的大学，收获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事实真的如此吗？

Bandelj大量访谈后发现，现实中的家长很少像投资经理一样计算“教育投入回报率”。他们更常说的是：“我想给孩子最好的”“我不希望孩子错过机会”“如果我没有做到，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由此，Bandelj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投资”。她提出了一个社会学概念：关系劳动（Relational work），意思是：父母给孩子报课、支付昂贵学费、准备教育基金、陪孩子参加活动等花钱、花时间、投入精力的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或消费，背后往往承载着更复杂的情感意义：我爱你，所以愿意为你花钱、花时间；我努力为你争取机会，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很多教育投入首先不是“投资行为”，而是“爱的表达”。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明知道某些投入效果有限，却依然无法停止对孩子的投入。比如一个家长可能明知道给孩子报很多兴趣班可能很累，但如果看到同龄孩子都在学，他不报，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

“不购买”这个消费决定，很容易变成一个道德问题：

“如果我有能力却没有给孩子这个机会，我是不是没有尽到责任”

“我是不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

以前父母的任务可能是“把孩子养大”；现在却越来越像是“尽可能实现孩子的全部潜力”。而“潜力”几乎没有上限，于是父母也很难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已经做得足够。

高收入家庭教育支出暴增271%！

当教育变成一门生意，

父母的焦虑就标上了价格

如果说前两部分解释了父母为什么愿意不断为孩子投入，那么《Overinvested》一书接下来追问的是：当“我要做好好父母”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压力之后，谁会从这种压力中获益？

答案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育儿产业”。

Bandelj在书中专门用一章讨论“育儿产业及其阴暗面”（The Parenting Business and Its Underbelly）。

她发现，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围绕孩子成长已经形成了一套极其庞杂的商业体系：补习和考试培训、青少年体育、夏校、大学申请咨询、教育科技、育儿资讯、社交媒体工具……

这些产品表面上都在帮助孩子“发展潜力”，却共同强化了一种信念：孩子的潜力需要被尽早发现，而负责任的父母，就应该不断寻找更好的资源。

书中列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家名为Quad Education的升学机构曾在官网宣传自己拥有96%的申请成功率，并把自己的学生与普通申请者进行对比：当时哈佛整体录取率为3.2%，而它宣称自己的学生可以达到22%。它甚至为6年级学生提供所谓的“大学申请背景规划”。

熟悉今天国际教育的家长，对这样的场景大概不会觉得陌生。当大学录取越来越难，申请规划自然开始前置：高中前置到初中，初中又前置到小学。一个原本18岁才发生的大学申请问题，最终可以一路推到10岁甚至更早。

大学自己也加入了这门生意。

书中列出了当时几所名校夏校项目的价格：

• 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周的工程夏校收费8000美元；

• 布朗大学的不同项目收费从2707美元到9618美元不等；

• 哈佛的暑期项目则在3600美元到13750美元之间。

这些学校当然不会承诺“参加夏校就能提高录取率”，它们强调的是体验大学课程、接触教授、学习独立生活。但Bandelj却非常直白地指出：很多家长愿意支付这些费用，恐怕也因为孩子最终可以在大学申请材料上多写一行“参加过哈佛、布朗夏校”。

这恰恰是教育产业最“聪明”的地方，它出售的不是确定的结果，而是一种“也许有用”的可能性。

也许这个夏校能帮助孩子找到兴趣，也许这个科研项目能成为申请亮点，也许多学一门技能未来可以增加竞争力。正因为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事情完全没用，父母就很难真正退出。

而数据更能说明这种变化。

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CES）从2009年开始，专门增加了“补习和考试准备费用”这一统计项目。对于有此类消费的家庭来说，通胀调整后的补习和考试培训月均支出，从2010年的约80美元/月增加到2017年的约115美元/月。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中高收入家庭。

Bandelj比较了1995年和2015年美国15-17岁孩子的教育支出：20年间，低收入家庭相关支出增长37%，中等收入家庭增长124%，而收入最高的1/3家庭的支出增长了271%，年均支出从不到2000美元涨到了6000美元。

到了2015年，这些高收入家庭用于15-17岁孩子教育的费用，已经占到全部孩子支出的27%，甚至超过住房支出的23%。

而且，这场投资开始得越来越早。

1995年，美国低收入家庭为0-2岁孩子支付的托育和教育费用，占全部孩子支出的11%；20年后已经达到22%，整整翻了一倍。中等收入家庭同期从14%左右上升到23%；而高收入家庭从14%上升到26%。相比之下，衣服等传统养育支出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Bandelj指出：如果整个社会都在告诉父母，孩子越早接受高质量教育，未来回报越高，那么教育竞争自然就会越来越前移。

过去，一个家庭买不起昂贵课程，可能只是意味着“我们没有这个消费能力”；现在，它很容易变成“我是不是因此耽误了孩子？”

而一旦教育消费和父母的道德责任绑定起来，育儿产业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市场。

Bandelj在2026年的公开访谈中也再次强调，现代父母不仅要支付昂贵的育儿、住房和大学成本，还始终背负着一种感觉：是不是还能再为孩子多做一点？

并且为这样的焦虑，心甘情愿的买单。

我们拼命给孩子增加竞争力

却可能拿走了他们真正成长的机会？

如果过度投资只是让家长多花一点钱，也许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

Bandelj发现，当父母越来越把孩子当成一个“项目”时，孩子的课程更多了、履历更漂亮了，但那些过去从真实生活中获得的独立经验，却反而越来越少。

一个很小的变化是，孩子做家务越来越少。

美国的研究显示：

• 1981年，9-12岁孩子中有92%会在一周活动中提到做饭、打扫、倒垃圾等家务；

• 到1997年，这个比例降到72%；2003年进一步降到66%。

另一项2017年的研究更有意思：82%的成年人表示自己小时候做过家务，可成为父母后，只有28%的人要求自己的孩子承担家务。

Bandelj自己的访谈也得到类似结果。112位家长描述孩子平日和周末都在做些什么，只有11个人主动提到孩子会固定承担家务，比如清空洗碗机、遛狗或者帮忙洗衣服，只有1/10。

这种变化在青少年兼职上也很明显。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美国16-19岁青少年的劳动参与率接近58%；2000年仍有52%；到2015年已经下降到约1/3。

暑假曾经是美国青少年兼职打工的黄金时期，但同样出现明显下降，2000年约52%的青少年在暑期参加劳动，2021年只剩37%。

为什么父母不让孩子打工？Bandelj在访谈中听到最多的理由是“孩子应该专心学习”。

一位中上层家庭的父亲说，如果儿子缺钱，他宁愿直接给钱，也不希望孩子去打工，因为“他需要专注学业”。有意思的是，这种观念并步局限于富裕家庭，一位工薪阶层的母亲同样告诉女儿：“你的工作就是上学”。

这背后发生了一次深刻的价值转变。

过去“长大”意味着逐渐承担真实生活里的责任，帮家里干活、自己挣钱、处理生活问题；今天，成长越来越等同于提高成绩、学习技能、积累履历，为未来的升学和就业增加筹码。

孩子做家务，不会出现在Common App的活动列表里；在咖啡店打一份零工，也很难被包装成所谓“高含金量活动”。但科研、竞赛、体育、夏校，却可以被记录和展示。

于是，那些看起来对升学“没什么用”的生活经验，很容易就被“高价值活动”挤出去。

书中有个例子，前斯坦福大学新生院院长Julie Lythcott-Haims曾提到，有些美国父母会专门开车去大学宿舍，给已经上大学的孩子送洗好的衣服。这些孩子从小就很少做家务，直到离开家，都还没真正学会自己洗衣服。

当这种“大包大揽”从生活领域延伸到孩子所有重要决定里，会发生什么？

Bandelj用“过度养育”（Overparenting）来描述这种现象。父母太想确保孩子成功、快乐，于是不断介入，试图提前扫除一切可能妨碍孩子实现目标的障碍。

书中举的例子甚至有些荒诞，有孩子上大学后拿到一门不满意的成绩，父母会直接联系教授；孩子进入第一份工作，父母甚至会替他去找经理谈加薪。

这些父母是出于好意，他们只是希望孩子少吃点亏。可是Bandelj引用多项研究指出，父母过度介入可能真正削弱孩子的成长能力。

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父母过多的直接干预，可能影响孩子自我调节注意力、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到了大学阶段，越觉得父母“过度介入自己生活”的年轻人，往往报告更多焦虑和抑郁、更低的自我控制，以及更差的人际和生活适应。

Bandelj自己也曾是个停不下来的“直升机妈妈”。

有段时间，她每天替青春期儿子捡地上的脏衣服、安排补习、给学校足球俱乐部捐款、接送跆拳道训练、反复检查Canvas上的作业、刷新学校成绩系统，同时还要提前焦虑未来的大学申请。终于有一天，母子俩大吵一架，她崩溃了，宣布：“我要休一个育儿假。以后你自己的洗衣、吃饭、学校和时间表，都自己负责。”

结果世界并没有塌下来。

儿子自己去厨房做了通心粉奶酪，还问妈妈要不要吃；吃完收拾厨房，也自己完成了作业。接下来的24小时，两个人像“室友”一样生活。

Bandelj后来承认，她很快又回到了母亲的角色，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放手尺度”。但十年的研究至少让她开始重新区分：哪些事情，真的关系到孩子的成长；哪些事情，只是因为觉得“一个好父母就应该替孩子做到”。

父母帮孩子解决的问题越多，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次数就越少。

当孩子的每一分钟都必须“有价值”，童年最先消失的，恰恰是那些短期看起来最“没用”的东西：发呆、玩耍、做家务、自己坐公交、打一份普通的工、处理一段失败的友谊，做一件最后证明毫无意义的事情。

可一个成年人真正需要的责任感、判断力、自主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恰恰是在这些“没用的事情”里慢慢生长出来的。

一个好父母的责任，并不是保证孩子的人生尽量不出问题，而是让他们逐渐拥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有家庭都无法退出这场竞争

在全书最后，Bandelj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育儿的公共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Parenting Commons）

它的意思是，每个家庭单独看，都只是在做一件非常合理的事——别人补课，我不能让孩子掉队；大学越来越难申请，那就早点规划；优质教育资源有限，有能力当然要尽量给孩子争取。

但当所有家庭同时这么做，结果就变成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资源丰富的家庭可以买更多补习、夏校、体育训练和升学服务；其他家庭为了不掉队，也被迫追高投入。最终，被推高的不只是教育支出，还有整个社会对“好父母”和“优秀孩子”的标准。

而这并没有让父母更幸福。

书中引用一项2022年的研究，66%的受访父母出现“育儿倦怠”。多年来，有孩子的成年人报告的幸福感和健康水平低于无子女的成年人。他们面临的困扰、焦虑和抑郁程度也更高。

Bandelj认为，让这些父母疲惫的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本应由学校、社区和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最后都压倒了一个家庭身上。

很多结构性问题最终都变成了家长自己的责任：孩子成绩不好，是规划不够；竞争太激烈，就再多找一些资源；大学太贵，就早点存钱；孩子未来不确定，就从更小的时候开始准备。

“如果每个家庭都必须拼命牺牲自己，才能换来孩子正常的成长机会，那问题就已经不只是某个父母太焦虑了。”

Bandelj提醒，“不要把提升孩子的人力资本，误以为就是养育本身”。

我们当然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但教育最终的目的，不应该是把一个孩子变成一个越来越优质的“资产”。

真正成功的养育，是有一天，孩子成为一个离开父母的规划和保护，也能自己判断、自己选择、独立面对自己生活的人。

作者简介

星图，两娃不辣妈，国际教育观察者。复旦新闻系本科，华盛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