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第五晚，老公洗完澡，只穿着一条内裤从浴室出来，我直勾勾盯着他那两条腿，瞬间看呆了

同居第五晚，老公洗完澡，只穿着一条内裤从浴室出来，我直勾勾盯着他那两条腿，瞬间看呆了

那天晚上十点四十分，老陈洗完澡，只穿着一条灰蓝色的平角内裤从浴室里出来，我坐在床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那两条腿，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板上。

我今年五十八，老陈六十一。我们是二婚，领证刚满两个月，搬到一起住才第五天。

他左边那条小腿，从膝盖往下，皮肤是发亮的，紧绷绷的，像蒙了一层塑料膜。脚踝往上三寸的地方，有一道环形凹陷，像是被什么东西勒了很多年。右边那条腿倒是正常的，可两条腿并排放在一起，左边的明显比右边粗了一圈，颜色也深，是那种暗红发紫的深。

他弯腰去捡遥控器，动作很慢，膝盖不打弯，整个上半身直挺挺地折下去。

我说，你这腿是怎么了。

他说，老毛病，不碍事。

我说，什么叫不碍事，这都肿成这样了。

他把遥控器搁在床头柜上，背对着我穿裤子，一边穿一边说，静脉血栓，好几年了，平时不这样，今天可能是泡澡泡久了。

我问他，你之前怎么没说。

他说，你也没问。

这话堵得我半天没吭声。我们俩是去年秋天经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是我以前在纺织厂的同事刘姐。刘姐说老陈人老实，退休金四千七，有套两居室，儿子在外地成了家，没负担。我那时候刚从儿子家搬出来，孙子上了小学，用不着我了，儿媳妇话里话外嫌我做饭咸，我就想着找个伴，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见面那天老陈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皮鞋擦得干干净净，说话慢条斯理，吃饭的时候把鱼刺仔仔细细地挑出来搁在碟子边上，整整齐齐一小堆。我觉得这人细致，靠谱。

我们处了不到五个月就领了证。领证那天他请我吃了顿饺子，猪肉白菜的，一人一盘，他还多要了一碗饺子汤，说原汤化原食。

搬过去之前，我去他那儿看过两回。房子是老小区，六楼，没电梯，但屋里收拾得利索。阳台上有几盆绿萝，叶子擦得油亮。卫生间里有个塑料盆，盆底发黄，边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的边都磨得起毛了。

我当时没多想。

现在想想，那盆可能就是用来泡脚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陈倒是睡得快，躺下没十分钟就起了鼾声。我借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路灯光看他的脸，皱纹很深，眼窝凹下去，嘴巴微微张着，下嘴唇上有一道竖纹。

他白天在小区门口下棋，一坐就是一下午，我从来没见他撩过裤腿。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多就醒了，去厨房熬了小米粥，煮了两个鸡蛋。老陈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粥盛好了，他坐在桌子边上，先喝了一口粥，说，稀了。

我说，你腿的事，得去医院看看。

他说，看过了，社区医院的老赵给我开的药，吃着呢。

我说，药呢，我看看。

他站起来去卧室，从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摸出一个白色塑料瓶，瓶子上的标签已经卷边了，我接过来一看，是阿司匹林肠溶片，一百片装的那种，已经吃了大半瓶。

我说，就吃这个。

他说，老赵说了，这个管用， thinning the blood。

他说了个英文词，发音怪怪的，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跟他儿子学的，他儿子在澳洲。

我把瓶子放回抽屉，看见抽屉里还有一双叠得整整齐齐的灰色袜子，袜口松垮垮的，脚后跟的位置补过，针脚很粗。

那天上午我拉着他去了市里的第二人民医院，挂的血管外科。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姓周，让他把裤腿卷起来。老陈看了我一眼，慢慢把左腿的裤管卷到膝盖上面。

周医生用手指按了按他的小腿，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她又拿尺子量了一下，左小腿比右小腿粗了四公分多。

周医生问他，这种情况多久了。

老陈说，三四年了吧。

周医生说，三四年你都没好好看过。

老陈说，不疼不痒的，就是肿，早上起来轻一点，到下午就重。

周医生开了单子让他做彩超，结果出来，左下肢深静脉血栓，陈旧性的，部分血管已经再通了，但瓣膜功能不全，所以血液回流不好，一直肿着。

周医生说，这个病不能久坐，不能久站，要穿弹力袜，睡觉的时候把腿垫高，药也要按时吃，阿司匹林不够，得换抗凝的。

老陈问，那得吃多久。

周医生说，先吃三个月，复查了再说。

从医院出来，老陈一句话没说，走到公交站台，他从兜里掏出老年卡，在刷卡机上贴了一下，滴的一声。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左腿伸直了，用手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揉。

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揉腿的动作，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他送我回家，走到小区门口，他说，我就不进去了，站久了腿有点酸。我当时以为他是客气。

原来他一直都在说。

只是我没往心里去。

买了弹力袜，一双要三百多，老陈嫌贵，我说贵也得买，他站在药房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掏了钱。回家路上他把装袜子的袋子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晚上睡觉前他把袜子套上，费了好大的劲，袜子紧，他弯不下腰，我蹲在地上帮他一点一点往上卷。卷到膝盖弯的时候他疼得吸了一口气，我说弄疼你了，他说没事你继续。

袜子的顶端有两道硅胶防滑条，贴上皮肤的时候，我看见他大腿上的皮肤松垮垮的，像一层揉皱了的纸。

穿好之后他站起来走了两步，说，紧。

我说，紧才管用。

他说，像被什么东西箍住了。

我说，箍住血才能往上走。

他没再说什么，躺下来，把腿搁在我从家里带来的那个荞麦枕头上。枕头是我自己缝的，蓝底白花，用了快十年了，里面的荞麦壳都碎了，沙沙地响。

他躺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前头那个，走了七年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她走之前那两年，也是腿肿，肝癌，腹水，肿到后来裤子都穿不上，我天天给她揉，从脚揉到大腿根，揉完了能消一点，过两个钟头又肿回来。

我说，你没跟我说过这些。

他说，说这些干啥。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墙。我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地抖，不知道是在喘气还是在哭。

我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他说，她那会儿想吃小米粥，我熬了，她喝一口就吐了，后来我就熬好了搁在那儿，搁凉了倒掉，第二天再熬，熬了倒倒了熬，熬了十一天，她一口都没喝进去。

我听着，手放在他后背上，隔着一层棉毛衫，能感觉到他后背上的骨头，一节一节的，硌手。

我说，你睡吧。

他说，嗯。

那晚他没有打鼾。

第二天下午，我去楼下超市买盐，碰见了对门的张大姐。张大姐六十五了，在这栋楼里住了三十多年。她拉着我在楼道口说了半天话，先说她儿媳妇又怀上了，再说楼上老刘家漏水把她家天花板泡了，最后压低声音问我，你跟老陈过得还行吧。

我说，还行。

她说，老陈这个人，实诚是实诚，就是命苦。他前头那个病了三年，他伺候了三年，端屎端尿的，没请过一天护工。她走的时候是冬天，腊月二十八，老陈给她穿好衣裳，自己走到楼下，在雪地里站了半个钟头，谁叫都不上来。

我说，他没跟我提过这些。

张大姐说，他哪会提，他那个人，什么都往肚子里咽。你知道他那条腿是怎么落下的毛病不。

我说，他说是静脉血栓。

张大姐往我跟前凑了凑，说，那几年他天天在医院守着，坐的是那种折叠椅，一坐就是一天，腿窝在那儿，血不流通。后来她走了，他又去给人家看大门，值夜班，一值就是六年，整宿整宿地坐着。他那条腿就是这么坐出来的。

我买了盐上楼，老陈正在阳台上浇花。他弯着腰，左手扶着花盆沿，右手拿着那个绿色的塑料洒水壶，壶嘴很细，水一丝一丝地淋在绿萝的叶子上。他浇得很慢，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浇。

我站在客厅里看他，忽然觉得他的背比刚认识的时候更驼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三个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清炒油菜，一个红烧豆腐。老陈吃了两碗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吃完把碗筷收进厨房，说，我来洗。

我说，你腿不好，别站久了。

他说，站这一会儿没事。

他洗碗的时候我在旁边擦灶台，看见他左手撑着水池边沿，右手拿着丝瓜络在碗里转，洗一个碗要冲半天。水哗哗地流，他好像在想什么，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是一排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就往下掉。

他忽然说，我想把那个门卫的活儿辞了。

我说，你早该辞了，六年的夜班，身体都熬坏了。

他说，那个物业经理小周，跟我干了六年，他闺女今年考上大学了，我还随了二百块钱。

我说，那就不干了。

他说，我其实是舍不得那点钱，一个月一千八，加上退休金，能存下点。

我说，存钱干啥。

他说，万一我哪天也躺下了，不想拖累你。

我手里的抹布停住了。

我说，你说什么胡话。

他说，不是胡话，她那会儿就是，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治了三年，花了十几万，人还是没留住。我那点积蓄全搭进去了，还跟亲戚借了两万。后来我儿子出国，我都没钱给他，是他自己申请的奖学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回头，还在洗碗，水声很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你儿子知道吗。

他说，知道，他让我别管他，说他自己能行。

我说，那他现在。

他说，现在好了，在那边成了家，买了房子，一年回来一趟，有时候两年回来一趟。

他把洗好的碗摞在沥水架上，用抹布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我，说，我跟你说这些，是让你心里有数，我这个身体，不知道哪天就出毛病。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现在还来得及。

我说，你什么意思。

他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跟你交代清楚。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个家庭剧，演的什么我一点没看进去。老陈把左腿搁在茶几上，下面垫了个靠垫，他看了一会儿就闭上眼睛，头往一边歪，睡着了。

我看着他睡着的样子，想起介绍人刘姐当初跟我说的话，刘姐说老陈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就是闷，什么都憋在心里。

我那时候觉得闷不是毛病，闷比油嘴滑舌强。

现在我知道了，闷不是没话，是话太多，多到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

第四天早上，我帮老陈穿弹力袜的时候，发现他左脚脚踝内侧有一块皮肤颜色发黑，摸上去硬硬的，像一块老茧。我问他这是什么，他低头看了一眼，说，可能是袜子磨的。

我说，磨的怎么会发黑。

他说，那就不知道了。

我用手按了按那块黑的地方，他说疼。我松开手，心里咯噔一下。

我给我表妹打了个电话，我表妹在省医院内分泌科当护士，干了快二十年了。我把老陈的情况跟她说了，她听完沉默了几秒，说，姐，你带他来查一下血糖。

我说，他血糖没事，社区医院查过。

她说，社区医院查的是空腹，你让他查个糖化血红蛋白，再查个下肢血管的CTA。

我说，CTA是什么。

她说，就是血管造影，看看血管到底堵成什么样了。你听我的，别拖。

那天下午我拉着老陈又去了医院，抽了血，做了CTA。等结果的时候老陈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腿伸得直直的，旁边有个老头在咳嗽，咳得整个走廊都在响。老陈往我这边挪了挪，说，回去吧，明天再来拿。

我说，等会儿就出来了。

他说，我饿了。

我从包里掏出一块桃酥递给他，他接过去咬了一口，碎渣掉在裤子上，他用手一粒一粒地拈起来放进嘴里。

报告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我拿着片子和化验单去找周医生，周医生看了半天，又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两个人对着片子小声说了几句，然后周医生转过头来，问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老伴。

周医生说，他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血糖也高，糖化血红蛋白九点二，下肢血管多处狭窄，最窄的地方堵了百分之七十多。现在这个血栓虽然是陈旧性的，但新发血栓的风险很高，一旦脱落，就是肺栓塞，很危险。

我说，那怎么办。

周医生说，先住院吧，抗凝治疗，把血糖也控制住，后面可能要考虑放支架。

我问，放支架得多少钱。

周医生说，看放几个，一个支架一万多，加上手术费，你准备个三四万吧。

我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攥着那张住院通知单，老陈从走廊那头慢慢走过来，边走边看我手里的单子。他走到我跟前，说，要住院。

我说，嗯。

他说，多少钱。

我说，你别管钱。

他说，我有医保，能报一部分。

我说，报完也得自己掏不少。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治了。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不治了，都这把年纪了，花那个钱干啥。

我说，你才六十一，什么叫这把年纪。

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手里就剩三万来块钱，是留着养老的，要是一下子花光了，以后有个急事，我拿什么出来。

我说，你儿子呢。

他说，我不想跟他说，他刚买了房子，手头紧。

我说，那我这儿有。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像是有点意外，又像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的钱是你的，咱俩才领证两个月。

我说，领证一天也是夫妻。

他没说话，把脸转到一边去了。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个护士推着一车药过去，轮子在地砖上咕噜咕噜地响。老陈靠在墙上，慢慢地蹲下去，又慢慢地站起来，手里拿着那张住院单，折了两折，揣进了外套口袋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老陈洗了澡，只穿着一条内裤从浴室出来，我坐在床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那两条腿。

左腿肿得发亮，脚踝上那个环形凹陷比前几天更深了，脚背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五个脚趾头挤在一起，趾甲发灰，厚厚的。

他看见我在看，就站住了，说，吓着你了吧。

我说，没有。

他说，我自己看着都害怕，有时候晚上醒了，摸摸这条腿，觉得不像自己的。

我说，明天就去办住院。

他说，我再想想。

我说，想什么想，你想看着它烂掉吗。

他说，烂掉倒好了，烂掉就锯了，一了百了。

我说，你别说这种话。

他说，我不是吓唬你，她走之前那两个月，脚就是黑的，一块一块地黑，医生说是坏死，最后那几天，她疼得整宿整宿地叫，打吗啡都止不住。我那时候就想，要是能替她疼就好了，可替不了。

他说着，坐在了我旁边，床垫往下陷了一下。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药膏味，是弹力袜里衬的那种橡胶味，混着皮肤出汗的味道。

他把手放在左腿上，从上往下捋了一下，说，我这条腿，就是那几年坐出来的。她在医院躺着，我在走廊坐着，一坐就是一天，晚上就在椅子上歪着。后来她走了，我去看大门，夜班十二个小时，不能睡，就坐着，坐得腿发麻，站起来的时候得扶着墙。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看。

他说，顾不上，她那个病要紧。

我说，她走了之后呢。

他说，她走了之后我就想着多挣点钱，把借的钱还了，再给儿子攒点。腿的事，就一直拖着。

我说，你拖了六年。

他说，嗯，六年。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比之前两个月加起来都多。他讲他年轻的时候在机床厂当工人，车工，车出来的零件误差不超过半丝。他讲他跟他前头那个是经人介绍的，见了三面就结婚了，结婚那天她穿了件红棉袄，头上别了个塑料发卡，是粉色的。他讲她生病那三年，他学会了打针，学会了灌肠，学会了看化验单，学会了跟医生讨价还价。

他说，她走的那天早上，忽然回光返照，说要吃橘子，我跑出去买，跑了三条街才找到一家水果店，买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行了，橘子剥开了，一瓣都没吃上。

他说，那个橘子我搁在床头柜上，搁了三天，后来扔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听着，手一直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糙，掌心上全是老茧，是以前在机床厂落下的，后来看大门没磨掉，现在还在。

第五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点灰白的光。老陈还在睡，呼吸很轻，左腿搁在荞麦枕头上，弹力袜的顶端露出一截皮肤，是暗红色的。

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去厨房熬粥。小米淘了两遍，水放多了，熬出来稀稀的。我又煮了两个鸡蛋，切了一碟咸菜。

粥熬好的时候老陈起来了，他站在厨房门口，说，今天去住院吧。

我说，你想通了。

他说，想通了。

我说，钱的事你别操心。

他说，我昨天晚上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他没接，可能那边是半夜。我给他发了条信息，跟他说了我的情况，我说爸不是跟你要钱，就是跟你说一声。

我说，他回了吗。

他说，还没。

我说，他会回的。

他说，回不回都行，我跟他说了就行了。

他坐下来喝粥，喝了两口，说，今天这个粥熬得好。

我说，跟昨天一样的米。

他说，今天的香。

吃完早饭，我收拾东西，住院要带的毛巾、牙刷、拖鞋、水杯，还有那双弹力袜。老陈坐在沙发上，把住院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平了，又看了一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把那几盆绿萝浇了一遍水。

他浇得很仔细，一盆一盆地浇，浇完了把洒水壶放回原处，把阳台上的窗户关好，又把晾衣杆上的两件衣服收了进来，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

我说，走吧。

他说，等会儿。

他走进卧室，从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存折，还有一张纸条。存折上是三万两千块钱，纸条上写着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还有一行字，写着：如果我有什么事，打这个电话。

我把信封塞回他手里，说，你自己拿着。

他说，你拿着。

我说，我不拿。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说，你这人，脾气还挺犟。

我说，你才知道。

我们下了楼，老陈走在前面，左手扶着楼梯扶手，一级一级地往下走。走到三楼拐角的地方他停下来歇了歇，我站在他旁边，听见他的喘气声很重。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灭了又亮了。

走到楼下，太阳已经出来了，照在楼前的空地上，有几个老太太在晒被子，拍得砰砰响。老陈站在单元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六楼他家的窗户，说，阳台上的花，你记得浇水。

我说，你住几天就回来了。

他说，嗯。

我们往小区门口走，老陈走得很慢，左腿有点跛，但能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碰见了张大姐，张大姐拎着一袋豆浆，看见我们拿着行李，说，这是去哪儿。

我说，去医院住几天。

张大姐看了老陈一眼，说，老陈，你可得听大夫的话，别跟上次似的，拿了药不吃。

老陈说，这回听。

张大姐对我说，妹子，你多费心。

我说，应该的。

我们打了辆车，去医院。车上老陈坐在后座，把左腿伸直了，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司机放了广播，是个卖药的节目，一个男的在里面说，得了静脉血栓怎么办，不用怕，用我们的某某贴，一贴就灵。老陈睁开眼睛听了一会儿，说，都是骗人的。

我说，嗯。

他说，我要是早几年重视，也不至于这样。

我说，现在也不晚。

他说，但愿吧。

车窗外面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叶子黄了一半，还有一半是绿的。阳光照在路面上，明晃晃的。老陈又闭上了眼睛，右手在左腿上一下一下地揉着，从膝盖揉到脚踝，又从脚踝揉到膝盖。

我看着他的手，那双手洗了一辈子的碗，浇了一辈子的花，伺候了一个病人三年，又坐了六年夜班。现在这双手放在自己的腿上，揉着自己那条肿了六年的腿。

车拐进了医院的大门，门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摊子，铁皮炉子上冒着白烟，甜丝丝的味儿飘进车窗里。老陈吸了吸鼻子，说，出来的时候买个红薯。

我说，行。

车停在了住院部门口，我扶着他下了车，他站稳了，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拉，看了看住院部的大楼，说，走吧。

我说，走吧。

他没有动，又说了一句，你要是不想管我，现在还来得及。

我说，你别再说这种话了。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觉得亏了，就直说，我不怨你。

我说，我嫁给你，不是图你什么。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就行。

他伸出手来，在我手背上拍了拍，拍了两下。他的手心很热，拍得很轻。

然后他松开手，自己往住院部的玻璃门走去，走得慢，但没有停。玻璃门自动打开了，他走进去，站在大厅里，回过头来看我，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他整个人黑乎乎的，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我快走了两步，跟了上去。

住院部大厅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儿，电梯门开了又关了，护士推着轮椅过来又过去，有个老头坐在轮椅上，腿上搭着一条毛巾被，闭着眼睛，嘴角流着口水。老陈站在电梯口，按了向上的按钮，电梯的数字从八慢慢往下跳，七，六，五，四，三，二，一。

叮的一声，门开了。

他迈进去，我跟着迈进去。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他按了七楼，血管外科。

电梯往上走，他忽然说，我那个橘子，她到最后也没吃上。

我说，哪个橘子。

他说，就是那天早上我跑了三条街买的那个，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咽气了，我把橘子搁在她枕头边上，搁了三天，后来扔了。

我说，你别想了。

他说，我没想，就是刚才看见那个卖红薯的，想起来了。

电梯到了七楼，门开了。走廊很长，两头都是病房，护士站就在电梯对面，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抬起头来问，是办住院的吗。

老陈说，是。

小护士说，把住院单给我看看。

老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了两折的住院单递过去。小护士接过来看了看，说，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好，先坐那儿等会儿，我给你们安排床位。

老陈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来，还是那种折叠椅，跟他在医院守着他前头那个的时候坐的一模一样。他坐下去的时候，左腿伸得直直的，手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

窗户外面是一排银杏树，叶子金黄金黄的，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

我坐在他旁边，什么也没说。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他那天早上说的那句“不治了”，到底是真的想放弃，还是想听我说一句“不行”。我也说不清，他最后同意来住院，是因为自己想通了，还是因为不想让我为难。你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一辈子替别人想，轮到自己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们要是碰上了，会怎么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