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夏天，钱学森向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表达了回国的想法。
金贝尔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要求无论如何都要阻止钱学森离开美国。
在他看来，钱学森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宁可枪毙他也不放他回中国。
此后五年，钱学森被吊销涉密研究许可，移民局抄了他的家，他在特米那岛上被拘留了十四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凑齐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才获释。
海关没收了他准备运回国的八百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美国方面一度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的名义对他进行指控，但检察官反复核查后并未找到他违反美国法律的确凿证据。
中国方面对钱学森的处境一直保持关注，但要通过外交途径把人要回来，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朝鲜问题。美国代表通过英国向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就双方被扣押人员的遣返问题进行接触。
我方判断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渠道，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方代表约翰逊展开商谈。
商谈的核心矛盾很清楚，美国方面急于要回被中国扣押的美国人。这些人里包括违反中国法律被拘禁的美国侨民，也包括侵犯中国领空被俘的美国军事人员。
美国不愿意在官方层面承认新中国，所以一直避免直接接触，但国内要求让这些人回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中方要的是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留美人员，允许他们回国。
两边各有所求，各有所持。
1954年7月，我国先释放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这批人属于朝鲜战争期间因侵犯中国领空被俘的美军人员，1955年5月在北京受审后获释。
对这次释放，我方并没有附加条件，主要是向美方表明沟通的诚意，为后续谈判创造气氛。
但即便如此，在钱学森的问题上，约翰逊始终不肯松口，他的理由是中方拿不出钱学森本人想要回国的证据。
而直到1955年6月，谈判出现转折。
钱学森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夹带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里，辗转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手中。
信的内容是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当天就把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后说，这封信很有价值，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
他随即指示外交部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的王炳南，要求王炳南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美方的说法。
1955年7月31日，也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按照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飞行员。这批人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到达香港。
这一手在外交上做得很利落。释放的消息先于会谈公布，等于把一个已经落地的动作摆到桌面上，让美方在谈判开始前就处于回应状态。
8月1日会谈正式开始时，王炳南率先通知约翰逊中方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并希望这一举措能对会谈产生积极影响。
随后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仍然坚持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本人愿意回国。王炳南当场拿出了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那封信。
他反问约翰逊，既然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已经公开表示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钱学森在6月还要写信向中国政府求助。
约翰逊在信的事实面前没有给出回应。
释放十一名美国飞行员这件事，后来被简化成了“十一换一”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两个动作并不是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同时落子的对等交换。
中国释放飞行员在先，美方宣布允许钱学森离境在后，中间隔着中方出示密信这个环节。
更准确的理解是，中国通过释放被扣押的美国军事人员，把美方拉到了必须认真回应中方诉求的位置上，然后用钱学森的亲笔信堵住了美方“没有证据”的借口。
1955年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通知钱学森，取消1950年8月23日禁止他离境的命令，他可以离开美国了。
9月10日，中美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声明，其中规定两国政府承认在本国的对方国家平民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并委托印度和英国分别协助中美平民返回。
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从洛杉矶启程回国。10月8日抵达香港，随后进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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