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初祖并非达摩，“达摩见梁武帝”也是后世捏造的段子｜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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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遍照金刚

禅宗的兴起扭转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也是宋明理学的先驱，在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但目前尚无特别好的、吸收前沿观点的科普文章，文史宴会员遍照金刚撰写了一部小型的禅宗通史，观点新颖，结构完善，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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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欢迎转载。

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公认的禅宗祖廷，因为前段时间出了那么一档子事情，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至于禅宗，可能很多朋友只是知道名字，具体是怎么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种流传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宗派，古代这些僧侣们的主要成分及他们平时干什么，与印度佛教传承和中国本土的儒道融合的关系，就不免难知其所以然了。

本文就简略的介绍相关内容，以抛砖引玉，以飨同好。先声明，所谓西天历代祖师为后世攀附，就不属于本文讨论之中。

达摩传说的真真假假

达摩祖师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洛阳伽蓝记》，说：“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这个菩提达摩是不是后来的禅宗初祖，也不好说。

记载是：“自云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他对于洛阳永宁寺的宏伟精丽大加赞叹，以为“神功”，“阎浮所无也”；“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与禅僧的行为并不是很近似。

而稍后的文献出自昙林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及序》，认为祖师“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徒弟，记录应该更为准确。

假设这个达摩祖师属实，那这个波斯国并非是众所众知的伊朗，应该是重名的南印度的国度，具体是什么国家也很难确认。至于国王的第三子的说法，达摩作为一个游方僧，几率不大，更有可能是因为佛祖释迦牟尼以王子身份出家的附会。

另外，达摩祖师传授的禅观方法及楞伽经印心，更接近当时南印度的佛教传统。后来的律宗大师道宣为达摩著传，主要依据的材料就是以这两本为主，再加上一些传说。

达摩老祖是来自南印度的黑人——达罗毗荼人

达摩祖师的弟子最早记载只有道育和慧可两人，道育没什么具体事迹，只有人名，他与慧可在嵩洛跟着学习的时间也不长，约不到6年。

大师以禅法令慧可顿悟，并传授楞伽经：“师事六年，志取通悟。…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然四五年间，研寻文照，以楞伽经授可曰：吾观汉地化道者，唯与此经相应。”

至于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传说是后来杜撰的，少林寺“达摩面壁庵”是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为纪念祖师而建立的，肯定有高僧曾在这里打坐参禅，但达摩祖师只是有入“嵩洛”的传说，有没有在此传道解惑，只能存疑。

达摩的生是谜，圆寂也是个迷。隋唐前，找不到任何记录，南朝齐梁学僧如僧祐、慧皎、宝唱等人的一些为名僧作传的作品，没有一部提到过菩提达摩，可能是游方僧人一直在底层活动的原因，并没有入义学高僧们的法眼。

直到隋唐时代，律宗高僧道宣的《续高僧传》里面才有了记载。律宗以戒律著称，道宣肯定不会平白的胡乱增减，应该是找到了新的材料。

“达摩传”说:“游化为务,不测所终。”“慧可传”却说:“达摩灭化洛滨。”同一本书里两个结果，“慧可传”所记应是新说。这是最早达摩祖师入灭的记载，相对是最靠谱的。

唐代中期的《历代法宝记》、《宝林传》等，将达摩入寂的原因说成是“菩提流支三藏”和“光统律师”（慧光）于食物中下毒；《传法宝记》和《旧唐书》则说其“因食致毒”，“遇毒而卒”。

达摩的禅法为当时北魏义学僧（菩提流支等）指责不假，被排斥也是真的，矛盾激烈也正常，但把达摩舍报往生的事情归于敌对方下毒却未必是实。

“达摩见梁武帝”是捏造的

因为后来禅宗越发壮大，在达摩祖师身上的传说也越来越多，现在逐条辨析，是否可能。

《传法宝纪》载：宋云出使西域回来的路上，在葱岭见到了达摩，大师手里提了一只鞋子。闻说此事的达摩弟子开棺验看（因为之前达摩已经入寂），发现棺内只剩一只鞋。这就是著名的故事“只履西归”，并演化出多个版本。

宋云于神龟元年（518年）去西域,正光元年(520年)回来。按记载，那时大师正在魏境内传禅，以此宋云不可能在葱岭见到达摩，但如果你认为祖师已经成佛，化身千千万普度众生，那我也没话说。这应该是“游化为务，不测所终。”之后，神话祖师的一个传说而已。

接着这个故事下去，就是梁武帝见达摩，问造寺度僧有无功德。然后，达摩熊耳山示寂，梁武帝萧衍造碑纪念，梁昭明太子撰文遥祭。禅宗洪州派的《宝林传》载，认为达摩是梁大同二年（536），误以为就是魏太和十九年（495年）示寂的。昭明太子作祭文，遥祭达摩。

但是，两个时间就对不起来。昭明太子495年还没出生，而536年已经去世，祭文只能委托未出生时及黄泉下的太子创作了。

又说过了三年的539年，梁武帝听说宋云回来，见到了达摩，这才为达摩造碑。但宋云回国，是520年。这就根据需要任意的伪造了。

梁武帝的佛学水平应该在达摩之上

且南朝佛教强调义学而非功德

到了952年的《祖堂集》，又增多了梁武帝与达摩关于“廓然无圣”的问答，萧衍背的锅着实有点多。

说些题外话，史书上记载梁武帝供僧造寺，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大，僧人们占有了太多资源。其实就当时南北对峙的情况来说，北朝耗费在造各类石窟的人力物力，可以说十倍于南朝还不一定止得住，区别在于南朝无法像北朝一样对社会的无限汲取。说梁武帝因为崇佛造成江山易主，只不过胜利者诋毁对手的说辞而已。

达摩并非禅宗初祖

达摩祖师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但这个很可能缺少一个关键人物。原因也简单，《古禅训》载:“求那跋陀罗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摩禅师”。据《楞伽师资记》，楞伽师传承的第一代是四卷《楞伽经》的译者“宋朝求那跋陀罗”，“魏朝菩提达摩”是第二代。

禅宗初祖是求那跋陀罗而非达摩

这说明，达摩祖师的传承是承接求那跋陀罗的，直到五代到宋初的永明寿禅师也承认这个说法。

这里的宋朝是南北朝时代的刘宋，魏是当时的北魏，达摩是从海路到中国，先到南朝而后北朝，二人的时间线也能在刘宋境内重合，有传授的可能及需求，且根据后世文记，二祖慧可到五祖弘忍皆以楞伽经传宗印心。

但在中国禅宗的历史演变中，跋陀三藏的地位因为后世禅宗门徒的不重经教而重自悟修行而被选择性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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