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春，北京京西宾馆，粟裕前来看望王必成。此时的王必成刚从昆明来到北京，身体并无大碍，心情却十分沉重。几位老战友轮番探望，谈起往事，也谈到他在昆明军区的处境。
陈锡联见面便问：“老王，身体怎么样？”
王必成回答：“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里难受。”
这句话很短，却包含了一个老军人的压力。王必成一生带兵，习惯在枪林弹雨中解决问题，面对复杂局面时却未必能用战场上的办法应对。粟裕了解这位老部下，所以没有急着劝慰，而是把话题慢慢引向了司马迁。
粟裕问：“你知道司马迁的故事吗？”
王必成当然知道。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仍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粟裕提起这个故事，并不是闲谈，而是在提醒王必成：身处困境，不能只靠沉默等待，也要把事实和想法说清楚。
王必成是粟裕在华东战场上长期倚重的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中、苏浙地区作战勇猛，部队敢打硬仗，群众称他为“王老虎”。这个称呼不是凭空而来，他下达作战任务时常说“死守”“死战”，自己也经常靠近前沿指挥。
1945年2月，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时，王必成曾把指挥所设在距离敌军不足二百米的地方。炮火和弹片不断落下，他仍坚持观察阵地。这样的作风，既让部下敬佩，也使他在战场上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解放战争中，王必成率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作战，曾与张灵甫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多次交锋。涟水战斗失利后，第六师伤亡较大，王必成受到处分。粟裕却认为，战局失利不能简单归咎于王必成，只要求他作检讨。
王必成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再打整编第七十四师，还要让第六师参加。粟裕答应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有人考虑让连续作战的第六纵队担任次要任务，粟裕仍坚持把它放在主攻力量之中。对粟裕而言，信任不是口头上的安慰，而是关键时刻把重要任务交给他。
这种关系也延续到了授衔之后。1955年，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关于他因军衔问题不满的说法，缺少可靠依据，实际情况是，他对自己的军衔并未表现出明显怨言。真正让他耿耿于怀的，是一些人对粟裕是否应授元帅军衔的议论。
1958年，粟裕处境艰难，王必成曾公开为老首长辩护。粟裕得知后打电话提醒他，不要再替自己讲话，免得受到牵连。王必成却回答：“首长，我说的是实话。”这句话很符合他的性格：直，不绕弯；认理，也认情。
到了1969年12月，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71年6月任司令员。云南边境情况复杂，部队建设、边防工作和地方治安都需要迅速理顺。他把在南京军区形成的训练方法带到昆明，强调野外行动、实战训练和基层管理。
1970年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害后，王必成奉命主持军区工作。那时他刚做过手术，却立即返回昆明。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承受了很大负担，也使他在特殊环境下积累了不少压力。
因此，粟裕在京西宾馆提到司马迁，实际是在劝他写信，把昆明军区的工作情况和个人问题如实说明。此前陈锡联也曾给过类似建议。王必成思考后，于1974年4月至7月间两次写信反映情况，随后得到批示，相关问题予以说明处理。
在北京住了约四个月后，陈锡联告诉他，昆明军区仍由他主持工作，应该尽快回去。王必成重新返回岗位，继续承担军区事务。后来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也有观点认为与战前军事部署有关，继任者杨得志曾在越南工作，对当地情况较熟悉，调动有其具体军事考虑。
粟裕讲司马迁，王必成听懂了其中的分量。两位老战友之间，没有长篇说教，只有一句问话、一个故事，以及一个军人面对困境时应有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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