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处会场外，李国柱刚转过走廊，便看见多年未见的桑顶·多吉帕姆迎面走来。女活佛加快脚步，双手合十，眼圈很快红了起来。她连声说道：“做梦也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哈达举到胸前，泪水顺着面颊落下。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对桑顶·多吉帕姆而言，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妇女，既是多年以前在江孜相识的姐姐，也是她少年时期接触外部世界、了解社会变化的重要朋友。对李国柱来说，那张熟悉的面孔，又把记忆拉回了三十年前的雪山脚下。
1950年秋，李国柱随十八军进军西藏。那时她还很年轻，随身物品并不多，真正派上用场的，是一支钢笔、一个挎包和几件简单用品。高原道路艰险，江河难渡，夜晚寒气逼人，行军队伍常常要在简陋条件下过夜。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翻过雪山就好了。”李国柱听后回答：“路还得一步一步走。”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很像她后来在西藏工作的状态。她没有把自己看成匆匆过客，而是逐渐学着理解当地的语言、习俗与人情。
昌都地区局势稳定后，李国柱被调到师政治部组织部门工作。一次工作安排，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她认识了阴法唐。那时的阴法唐已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性格却并不严肃刻板，待人随和，谈话也很直接。
第一次见面时，阴法唐递给她一杯热茶，只说了一句：“高原缺水，多喝一点。”没有铺陈，也没有刻意表现，却让李国柱觉得这个人踏实可靠。她写信征求父亲意见，父亲回信只有八个字：“志同道合，何患不成。”
李国柱对婚姻有自己的打算：局势安定后再办婚事，自己入党以后再领取结婚证。后来形势发展很快。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的大局确定下来。工作需要之下，两人举行了简朴婚礼。
婚后，李国柱没有离开高原，而是随阴法唐到江孜工作。她起初负责统战和群众联系，面对当地上层人士、寺院人员和妇女代表时，心里并不轻松。政策文件记得住，不等于能把话说到对方心里，这个道理她很快就懂了。
她白天走访，晚上补课，学习民族政策，也努力掌握藏语。最初说话带着口音，有时一句话讲完，对方还要反复猜测。她并不恼，反倒把错误记下来，第二天继续练。时间一长，当地妇女开始亲切地称她为“央金姆”。
桑顶·多吉帕姆正是在那段时期进入她的生活。相识时，女活佛年纪尚小，身份却受到信众敬重。一次活动结束后，院门外聚集了不少群众，她站在众人之间，为信众一一摩顶。李国柱站在旁边观察，看到的不只是宗教仪式，也看到了一个少女面对众人时的拘谨与认真。
两人的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亲密。李国柱带着藏文读物登门，向她讲解一些政策，也向她请教当地礼俗。女活佛则教她更地道的藏语表达。一次谈到彼此关系时，李国柱说：“我们是一家人。”桑顶·多吉帕姆听后笑了起来，气氛也随之放松。
有意思的是，真正拉近两人距离的，不是正式场合里的交往，而是那些看似琐碎的谈话。她们谈学习，谈寺院事务，也谈普通百姓的生活。身份的差异仍然存在，但长期相处之后，陌生感逐渐消失，信任慢慢建立起来。
1971年，阴法唐夫妇调回内地。临别时，桑顶·多吉帕姆送来一条洁白哈达，并说：“我们还会见面的。”分别之后，两人依旧通信。信中有工作，也有学习上的困惑。李国柱寄去纸张、钢笔和书籍，偶尔附上一张照片，像姐姐一样给她写几句鼓励。
1980年，中央决定让阴法唐再次赴西藏工作，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此时的他已经做过心脏手术，身体状况不能同年轻时相比。面对新的任务，他没有多说，只表示愿意前往。李国柱替他准备药品，陪他走到机场，夫妻二人再次把生活同高原联系在一起。
第二年，桑顶·多吉帕姆赴京参加有关会议，终于有了这场久别重逢。会面时间并不算长，她们却谈了许多内容：西藏教育基础薄弱，牧区孩子读书不易，寺院青年的文化学习也需要更多安排。李国柱把这些话记在本子上，没有把相聚只当成叙旧。
此后，围绕西藏教育的捐助逐步展开。资金并非一日之间汇聚，学校建设也经历了较长过程，但江孜等地的一批孩子因此有了更稳定的读书条件。1998年，相关校舍以“阴法唐教学楼”命名时，李国柱仍记得人民大会堂走廊里的那次握手，也记得那句反复响起的话：“做梦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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