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读《伊利亚特》：在英雄行动之外维持世界的女性 | 照护者说

《伊利亚特》（Iliad）是一部关于战争、荣誉与死亡的史诗。阿喀琉斯（Achilles）、赫克托耳（Hector）、阿伽门农（Agamemnon）等男性英雄通过战斗、冒险和死亡进入史诗叙事，他们追求的是荣誉与声名（kleos），并试图通过非凡行动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然而，如果将视线从战场转向城墙以内、营帐深处以及死亡之后，就会发现，在这条以英雄行动为中心的主线之外，始终存在着另一套支撑生命和共同体延续的实践：织布、持家、养育、照护、抚慰、哀悼以及保存记忆。承担这些工作的主要是女性。

希腊文与拉丁文版《伊利亚特》（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15世纪）

这些活动可以被概括为“维持性劳动”（maintenance labor），即以维系生命、家庭、关系与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劳动，与照护劳动（care labor）及更广义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存在大量交叠。与战争制造的重大事件不同，维持性劳动以循环和重复的方式嵌入日常，主要体现为生活的连续性。战争以打破常态制造事件，因而容易被历史记录；维持性劳动的成功则表现为常态得以维系，因此往往隐没在历史叙事之外。

从这一角度重新阅读《伊利亚特》，女性人物就不再只是男性英雄故事周围的妻子、母亲、情人、俘虏和哀悼者。她们共同揭示了英雄世界赖以存在却又不断碾压和摧毁的另一套价值秩序：当英雄汲汲于胜利和荣耀时，维持性劳动面对的却是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战争摧毁世界，什么还能继续存在？

两种时间：事件性时间与循环性时间

《伊利亚特》的英雄叙事建立在一种强烈的事件性时间之上。交战、决斗、死亡、复仇和胜利都是不可重复的事件；英雄通过这些事件留下名字，从有限的生命进入共同体的永久记忆。阿喀琉斯关于短暂而荣耀的生命与漫长而无名的生命之间的选择，正集中体现了这种英雄时间观。

与之相对，女性大量生活在另一种时间之中。织布缝补、准备食物、照顾孩子、管理家宅、清洗身体、安抚情绪，这些活动每天都需要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决定性的完成时刻，也很难产生一次性的“伟大事件”。如果说英雄劳动追求的是通过行动打破时间，那么维持性劳动所面对的则是如何使时间能够继续。

英雄的时间是事件性时间，由一系列不可逆的、独特的关键节点串联而成，朝着有方向性的终点推进，目的是产生kleos。女性的时间是循环性时间，不断自我重复、没有终点、每次都近乎从头开始。

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集中体现了这种差异。第六卷中，赫克托耳短暂离开战场返回特洛伊，与妻子安德洛玛刻和幼子阿斯提阿那克斯（Astyanax）相见。这个著名场景把两套价值秩序直接并置：赫克托耳面对的是战士的荣誉、羞耻（aidos）和社会责任，安德洛玛刻关心的则是一个家庭如何继续存在。

她的恳求并非抽象地反对战争。她告诉赫克托耳，自己的父亲和七个兄弟都已经死于战争，赫克托耳是她最后的亲人；一旦他战死，她和孩子也将失去庇护，并可能沦为奴隶。因此，在她的视角中，赫克托耳首先不是一位必须获得声名的英雄，而是丈夫、父亲以及家庭存续不可替代的成员。

这种差异在幼子阿斯提阿那克斯身上获得了极为具体的表现。赫克托耳身着盔甲靠近孩子，头盔上的马鬃使孩子受到惊吓而哭泣；赫克托耳于是摘下头盔，将孩子抱起。在这一短暂时刻，战士身份的外在标志必须暂时退场，才能令一个父亲重新进入家庭关系。在这里，战争世界与照护世界并非两个抽象的概念，它们在一顶头盔、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和父亲摘下头盔的动作之间发生了碰撞。

然而，赫克托耳最终仍然选择回到战场。他知道自己的死亡会给妻儿带来什么，甚至坦承，想到安德洛玛刻未来被掳为奴，比想到自己的死亡更加痛苦，但战士身份所要求的荣誉和羞耻，仍然使他无法抽身而退。

《伊利亚特》给予安德洛玛刻的诉求极大的情感重量，然后却又选择让这种诉求在价值冲突中陷入悲惨的失败。也正是于此处，史诗内部的等级结构变得格外清晰：保存家庭与生命具有道德重量，却不足以成为改变英雄行动的最终理由；公共领域的荣誉逻辑仍然占据更高的位置。

织布之喻：在毁灭的世界中重新组织生活

织布是《伊利亚特》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女性劳动之一。在古希腊家宅中，纺织本身是家庭生产与女性日常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史诗的结构中，它又获得了一层更复杂的意义。

战争不断割裂关系：丈夫与妻子分离，父亲与孩子分离，家庭被摧毁，城市面临洗劫。织布所进行的却是相反的动作——把分散的线重新连接起来，使无形的关系获取结构，令生活保持某种秩序。因此，它可以被看作维持性劳动的一种高度凝缩的形式：英雄在城外不断切割，女性在城内不断连接。

海伦（Helen）的织布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第三卷中，她正在织一幅巨大的紫红色织物，而织物呈现的正是希腊人与特洛伊人因她而遭受的战争。于是，一个复杂的镜像结构出现了：城外的男性正在制造战争，城内的海伦却把正在发生的战争重新织成图像。

特洛伊的海伦

在这里，织布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家务劳动。海伦一方面仍然处在传统的女性劳动空间中，另一方面又通过织物记录和表现战争。她既是战争叙事中的人物，又仿佛成为战争的观看者和记录者。男人制造事件，女人将事件编织成可以保存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伦甚至隐约成为史诗诗人自身的镜像。

这也使海伦的形象比“引发特洛伊战争的女人”复杂得多。她在史诗中反复表现出羞愧、自责和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却无法真正控制这场以她之名展开的战争。她既处在事件的中心，又缺乏决定事件的行动能力；她无法停止历史，却能够观看、描述并把历史重新编织起来。女性由此获得了一种不同于英雄行动的历史关系：她们未必拥有制造公共事件的权力，却参与保存事件、解释事件以及维持事件之后仍然存在的人类世界。

照护与母性：战争必须压倒的另一种价值

安德洛玛刻并不是唯一试图把生命从战争逻辑中拉回来的女性。赫卡柏（Hecuba）对赫克托耳的恳求使这种冲突呈现出更加身体化的形式。

第二十二卷中，赫卡柏试图阻止赫克托耳独自面对阿喀琉斯。她向儿子袒露乳房，以自己曾经哺育他的身体提醒他母子之间最原初的关系。这个动作几乎把维持性劳动还原到了最基本的身体事实：在成为战士以前，英雄首先是一个曾经需要被喂养、被保护、依赖他人才能活下来的生命。

英雄叙事倾向于把英雄表现为独立行动的主体，而母亲的身体却揭示了这种独立性的前史。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追求荣誉的身体，都曾经是一个无法独立生存的婴儿；英雄的自主行动建立在长期照护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战争中的行动主体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一个通常被史诗置于背景中的照护世界生产和维持出来。

然而，赫卡柏的哺乳之恩最终仍然无法阻止赫克托耳出战。与安德洛玛刻的恳求一样，母性关系可以被充分表达，可以获得极大的情感力量，却不能改变英雄行动的方向。

由此可以看到，《伊利亚特》中的战争秩序并非完全不理解生命的价值，不过，在知道这种价值之后，仍然要求英雄超越它。妻子的请求、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依赖共同构造了战士必须离开的世界，从而把英雄主义带入一种内在悖论之中：英雄要获得荣耀，必须离开那个使他得以成为人的关系网络；而他的死亡，又将反过来摧毁这个网络。

布里塞伊斯：维持性劳动的另一面是强制与占有

如果安德洛玛刻和赫卡柏揭示的是维持性劳动的情感与伦理价值，那么布里塞伊斯（Briseis）则提醒我们，不能把这种劳动浪漫化。

整部《伊利亚特》的直接冲突起源于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围绕女性战利品的争夺。布里塞伊斯不是作为拥有独立意志的主体进入这一争端，而是作为战利品（geras）、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在男性之间被占有和转移。她原有的家庭已经被战争摧毁，丈夫和亲人死亡，她本人则从原有社会关系中被强行剥离，重新纳入胜利者的生活体系。

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包扎（雅典红纹基里克斯陶杯，约前500年}）

这里揭示了战争与维持性劳动之间更加残酷的关系：战争不仅依赖照护、家务和身体服务维持战士的生活，还不断摧毁女性原有的家庭关系，并把被征服的女性重新配置为胜利者的奴隶、侍女和性占有对象。

因此，“维持”本身并不天然意味着温情。做饭、铺床、清洁、服侍和照料既可能发生在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发生在强制关系中。同一种维持生命的劳动，可以是照护，也可以是奴役。真正需要追问的，因而不仅是谁承担了这些劳动，还包括劳动发生在怎样的权力关系之中：谁能够决定是否劳动，劳动维持的是谁的生命和生活，而劳动者自身的生命又由谁来维持？

布里塞伊斯在第十九卷为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之死哀悼的场景格外重要。她短暂地从作为“战利品”的沉默位置中获得了自己的声音。她回忆自己的亲人和遭遇，也回忆帕特洛克罗斯曾给予她的善意。这段哀歌使被战争压缩成交换对象的女性重新显现为一个拥有过去、创伤、依恋和记忆的人。

她的主体性虽未能真正改变史诗的战争结构，却短暂撕开了英雄叙事的表面：在男人关于荣誉归属的争执背后，所谓“战利品”本来是一个被战争摧毁了生活世界的人。

哀悼：当生命无法维持，女性开始维持记忆

《伊利亚特》对维持性劳动最深刻的处理，也许出现在生命已经无法被维持之后。

史诗并没有以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耳作为最终结束，而是继续讲述普里阿摩斯（Priam）如何赎回儿子遗体以及为他举行葬礼。最后的声音也并不属于获胜的战士，而属于安德洛玛刻、赫卡柏和海伦等哀悼赫克托耳的女性。

这一结构极为重要。战争把活着的人变成尸体，而哀悼则重新确认死者与生者之间尚未完全消失的关系。当身体已经无法继续存在，维持性劳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人们无法再保存生命，于是开始保存名字、关系与记忆。

安德洛玛刻的哀歌尤其具有面向未来的性质。她哀悼的不只是已经死去的丈夫，同时预见丈夫死亡之后家庭将发生什么：孩子失去父亲的保护，自己可能被掳为奴，特洛伊的生活秩序也将随城市陷落而消失。因此，她的哀悼把一个英雄的死亡重新放回关系网络之中。对英雄叙事而言，赫克托耳之死是战争中的伟大事件；对安德洛玛刻而言，它同时意味着丈夫、父亲、家庭支柱以及未来生活可能性的消失。

赫卡柏的哀悼重新把赫克托耳从战士还原为儿子；海伦的哀悼则保存了她与赫克托耳之间的私人关系。三个女性从不同的位置讲述同一个死者，使赫克托耳不再只是那个与阿喀琉斯决斗并死去的英雄，而重新成为存在于多重人际关系中的人。

由此，《伊利亚特》最后完成了一次重要的价值转换：英雄依靠战斗追求不朽的声名，但英雄死后的名字究竟如何被保存，却仍然依赖活着的人继续讲述、哀悼和记忆。战争生产死亡，哀悼把死亡重新纳入共同体；英雄创造值得讲述的事件，而另一群人承担着使这些事件能够被记住的劳动。

维持与毁灭：有关英雄荣耀的天问

将安德洛玛刻、赫卡柏、海伦和布里塞伊斯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伊利亚特》中一个贯穿始终的深层结构：英雄世界与维持世界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高度不平等的关系。

英雄必须拥有食物、衣物、家宅、后代和照护，才能离开日常生活进入战场；战争机器本身也需要大量通常不进入英雄叙事的日常劳动才能持续运转。英雄之所以能够追求超越日常的伟大行动，是因为另一些人留在日常之中，使他的身体、家庭和共同体继续存在。

然而，英雄行动所追求的荣耀又不断摧毁这些维持性条件。战争杀死丈夫和儿子，使妻子成为寡妇、母亲失去孩子；它摧毁家庭，把自由女性变成奴隶，把原本用于维持自己家庭的劳动强制转移到征服者那里。英雄世界因此依赖一种自己又不断毁灭的东西。

安德洛玛刻悲悼死去的赫克托耳，作者为雅克-路易·大卫。

这也是安德洛玛刻与赫克托耳的对话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安德洛玛刻并不是英雄故事之外无关紧要的私人声音。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英雄价值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获得荣耀的代价是摧毁那些值得保护的生命、家庭和共同体，那么荣耀最终在维持什么？

史诗并没有让她的价值选择获得胜利。赫克托耳仍然出战，阿喀琉斯仍然复仇，战争仍然沿着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但是《伊利亚特》也无法把女性的维持性关切彻底消音。相反，它一次次让读者看见英雄选择的另一面，让妻子、母亲、俘虏和哀悼者说出战争从英雄视角无法完整呈现的代价。

《伊利亚特》的复杂性正在于：它建立了英雄主义，同时也保存了英雄主义无法吸收的声音。

维持性劳动生产的是“世界仍然存在”

从维持性劳动的角度重新阅读《伊利亚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英雄行动截然不同的价值形式。

英雄行动制造事件。它通过战斗、胜利和死亡改变世界，因此容易获得名字、日期和故事，并进入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维持性劳动很少制造这样的事件。织布完成以后还要继续织，孩子今天被喂养明天仍需喂养，房屋整理之后还会再次凌乱，悲伤也不会因为一次哀悼而永久消失。它所生产的并非一次性的变化，而是生活的连续性。

这正是维持性劳动长期难以进入历史中心的原因：它的成功往往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孩子仍然活着，家庭仍然存在，身体得到照料，关系没有断裂，共同体在灾难之后仍能够继续生活。事件因为改变世界而引人注目，维持则因为阻止世界崩塌而隐身。

《伊利亚特》最终把这一矛盾推到了悲剧性的极端。安德洛玛刻努力保存的家庭终将破碎，赫卡柏试图保护的儿子已经死亡，海伦编织的战争仍在继续，布里塞伊斯原有的生活完全被战争摧毁。毁灭最终吞噬了维持自身。

然而，史诗没有以毁灭的最高时刻结束。它最终停留在赫克托耳的葬礼上。战争已经夺走生命，活着的人却仍然清洗、安葬、哭泣、讲述和记忆。在无法继续维持生命之后，人仍试图维持人与死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伊利亚特》中男性英雄与女性维持者之间最深刻的区别，也许不能简单概括为战争与和平、男性与女性或者公共与私人，而可以理解为两种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一种通过非凡行动试图留下不朽的名字，另一种通过重复、琐碎而持续的劳动，使生命、关系和记忆不至于消失。

英雄追求的是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而维持性劳动面对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死亡、战争和毁灭不断发生的世界里，如何让某些东西继续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伊利亚特》中的女性虽然常常被排除在决定战争走向的行动之外，却并不只是英雄史诗的背景。她们所在的位置恰恰揭示了英雄世界最深的依赖与悖论：那些最少获得荣耀的劳动，维持着荣耀赖以产生的世界；而当这个世界最终被战争摧毁时，英雄所追求的不朽，也只能重新交给那些仍然活着、仍然哀悼、仍然记忆的人。

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