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巴黎，24岁的张荔英把一封信寄给父亲张静江。信中没有撒娇，也没有试探，她告诉父亲，自己已经决定嫁给陈友仁。这桩婚事之所以轰动，不只是因为年龄相差悬殊，更因为陈友仁与张家在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
张静江出身浙江南浔巨商之家。南浔“四象”富户名重一时，张家便是其中之一。优渥家境没有让他安于享受，成年后，他赴欧洲经商，在巴黎创办通运公司，经营茶叶、绸缎、漆器、古董和字画，成为较早在法国设立商行的华人之一。
1905年，张静江在赴法途中结识孙中山。两人交往后，他持续为革命活动筹款，还把南浔一带的富商介绍到革命阵营。张静江的特殊之处，在于既有巨额资产，也愿意把财富投入政治行动，这使他在民国早期拥有了普通商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同样始于困顿时期。蒋介石早年在上海活动，经济并不宽裕，张静江曾给予资助。后来蒋介石因讨伐袁世凯受到追捕，还在张家得到过庇护。两人结为把兄弟后，张静江成为蒋介石倚重的“二哥”。
这份支持并非停留在私人交情上。黄埔军校筹办时，张静江对蒋介石的任职起过推动作用；北伐开始后，他又在后方协助筹措经费。蒋介石与汪精卫发生冲突时，张静江也曾出面调停。后来蒋介石处理婚姻问题，张静江同样参与其中。
蒋介石曾在信中称张静江“犹如枯木逢春”，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重要恩人。张静江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代理过国民政府主席，被列为国民党元老。也正因为父亲身处这样的政治圈层，张荔英的婚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只是家事。
张家有五个女儿，外界称她们为“五朵金花”。四小姐张荔英的性情却很特别。她不喜欢把生活局限在闺阁之中，骑马、打猎都敢尝试，身上带着几分英气。与此同时，她对绘画十分投入，先后在巴黎、纽约和上海接受训练。
艺术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张荔英参加巴黎秋季沙龙时，结识了陈友仁。陈友仁是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外交家，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也担任过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早年留学英国，辛亥革命后回国，长期参与外交事务。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识并不在陈友仁仕途最顺利的时候。那时，他的政治生涯已经遭遇波折，生活处于流离状态。张荔英却被他的学识、谈吐和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所吸引。对一个长期接受西式教育、又立志从事艺术的年轻女子而言，陈友仁显然不是一个平庸的对象。
张荔英原本有终身不嫁的打算，准备把全部精力放在绘画上。陈友仁出现后，这个决定发生了变化。她在信中告诉父亲，自己并非轻率行事，而是认为陈友仁的才学、性情和外交经历，足以让她改变原来的生活安排。
她还特意说明，陈友仁尊重她继续学习绘画，并支持她保持自己的事业。这样的表态很关键。张荔英并不是为了婚姻放弃艺术，而是认定这段关系能够容纳她的理想。她写信求父亲同意，语气虽客气，态度却十分坚定。
张静江得知后，脸色变得难看，并明确表示反对。陈友仁不仅比女儿年长三十多岁，年龄甚至与张静江相近；更麻烦的是，陈友仁在政治上与蒋介石长期对立。一个是蒋介石的支持者和盟友，一个是反对蒋介石的外交人物，女儿若嫁过去，张家势必陷入尴尬。
“这门亲事，不能答应。”
父亲的反对没有改变张荔英的决定。她没有选择退让，也没有接受家族安排。1930年，张荔英与陈友仁在巴黎举行婚礼。婚礼并不铺张，却意味着她正式离开了张家为她规划的道路。
婚后，两人回到中国，后来长期生活在香港。陈友仁继续从事著述和政治活动，张荔英则没有放弃绘画。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两人因身份特殊被拘捕，随后被转移到上海并受到软禁。战争环境使这段婚姻承受了极大压力。
1944年，陈友仁因心力衰竭去世。张荔英此后离开上海，前往新加坡。失去丈夫之后，她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回绘画。多年训练和动荡经历，使她的作品逐渐形成鲜明风格，后来被列入新加坡早期重要画家行列，1993年在新加坡去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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