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7月12日，西柏坡，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复电华北第一兵团：授予23旅荣誉称号一事，此后不宜再用。临汾战役结束不过两个月，一面奖旗，为什么会引出这样一份特殊批示？
事情要从临汾城下说起。那时的徐向前，面对的并不是一座普通城市，而是一块盘踞晋南多年的硬骨头。运城解放后，临汾成了阎锡山集团在晋南的最后据点。拿下它，晋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便能进一步连成一片，山西战局也会随之改变。
临汾的防御，确实下了大本钱。守军以城墙、外壕和碉堡组成多层阵地，城外有铁丝网、地雷，城内又把街巷和高大建筑改成火力支撑点。守军总指挥梁培璜甚至夸口，临汾的工事可以比作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攻城部队的条件却很有限。华北第一兵团能投入临汾方向的兵力虽然超过守军，但不少战士缺乏大型攻坚经验，重炮数量也不充足。徐向前没有把希望寄托在硬冲上，而是从运城战斗中寻找办法，要求部队边作战边练兵，重点研究坑道爆破。
临汾战役于1948年3月7日打响。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啃，进展并不顺利。敌军凭借地形和火力反复反击，我军付出了不小伤亡。徐向前身体状况并不好，仍多次到前沿察看阵地，有时坐着担架也要把敌我地形看清楚。
有意思的是，战场观察改变了原先的主攻方向。城西临近汾河，难以展开大部队；城南地势开阔，守军工事密集；城北地势较高，同样不利。东关一带树林较多，便于隐蔽接近城墙。于是，徐向前决定集中力量突破东关。
担任主攻的8纵23旅，已经在运城战役中证明过自己。此前攻打运城时，黄定基率部组织人员开挖坑道，爆破城防，打开了突破口。到了临汾，23旅再次把“土行孙”式的坑道战术用到了极致。
战士们轮班作业。没有足够机械，就用手抠、用铁锹挖，泥土一筐筐运出。坑道里空气闷热，稍有声响便可能暴露目标。经过连续施工，23旅在东关方向挖出破城坑道，并在4月10日的总攻中实施爆破，炸开城墙缺口，68团、69团迅速登城，后续部队随即跟进。
东关失守，临汾守军的防御体系出现了裂口。徐向前曾对身边人员说：“有23旅，我可以安稳睡一会儿了。”这句话不是轻松之语，而是对这支部队攻坚能力的肯定。
城东突破后，敌军加强反坑道作战，在城墙附近挖掘防御坑道，还设置专门器材侦听我军施工声响。23旅的坑道多次遭到破坏，能够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徐向前原定5月18日总攻，因战机稍纵即逝，遂将时间提前。
1948年5月17日傍晚，23旅在城东南方向的两条坑道装填炸药。信号弹升空后，爆炸声接连传来，城墙被炸出缺口。69团率先冲上城头，其他部队从突破口涌入。经过一夜巷战，5月18日，临汾守军被全歼，梁培璜也在突围时被俘。
此战历时72天，解放军歼灭守军大部，俘获梁培璜等一批人员。23旅在东关爆破、最终登城两次关键行动中都承担了重任，伤亡和缴获情况也显示出其贡献突出。战后，徐向前决定兑现战前承诺。
1948年6月4日，庆功大会举行。徐向前把绣有“光荣的临汾旅”的奖旗授予23旅旅长黄定基。从此，“临汾旅”成为这支部队最醒目的称号，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少数以战役城市命名的部队荣誉。
但徐向前并没有自行把这件事定死。授予称号后，相关请示逐级上报。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阅示同意，中央军委随后作出说明：此种授予旅级部队荣誉称号的办法，以后不宜继续采用。
批示的重点，不是否定23旅的功劳，而是考虑全军建设。解放战争中，许多部队都在恶战中立下战功。若频繁突出某一个旅，容易造成少数部队受到集中表彰，而其他同样浴血奋战的部队产生失落，不利于整体团结。
因此，“临汾旅”被保留下来，却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制度。它是对23旅具体战绩的确认，不是给后来部队打开的一条授予先例。这个区别，正是中央军委批复中最重要的分寸。
多年以后，围绕称号由来的疑问仍未完全消失。20世纪80年代，徐向前在回忆临汾战役时提到，称号是在报请军委批准后授予的。1990年徐向前逝世后，其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相关电报材料，称号授予的请示过程才有了更清楚的依据。
1949年2月，23旅改编为60军179师，后来参加解放西北、西南的作战。1950年入朝后，179师继续承担战斗任务。部队名称几经调整，编制数次变化，但“临汾旅”这个称号一直作为战斗传统保留下来。它的特殊，不在于称号本身多么华丽，而在于中央在肯定一支部队时，同时把全军的利益和部队之间的平衡放在了同一张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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