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10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内灯火通明，日军将领、外交人员和伪政权官员举杯庆贺。端酒的人叫詹长麟，是领事馆里不起眼的勤杂工。没人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国人，已经在这里潜伏了五年。
酒宴开始前，詹长麟反复检查桌上的酒坛和酒杯。他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等宾客陆续入席，等所有杯子摆好，才将药物倒入酒中。动作很轻，神色如常。
有人问：“酒都准备好了吗？”
他只答了一句：“都好了。”
这场宴会名义上是迎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到南京视察，实际上聚集了不少日军和伪政权的重要人物。日本驻南京机构希望借此显示局面稳定，却没有料到，危险已经藏进了酒杯。
詹长麟出生于1913年，江苏南京人。少年时期的南京，既有旧秩序的沉重，也有时局骤变带来的不安。15岁那年，他参军成为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身边的勤务兵。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他随部队赴上海作战，亲眼见过战火怎样改变普通人的命运。
战事结束后，他退伍回乡，靠纺织业维持生活。1934年，经人介绍，他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勤杂工。表面看，这是一次谋生机会；实际上，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早已注意到，领事馆内部保存着大量外交和军事消息。
日本方面对杂役人员也并非毫无防备。应聘者要有亲属留在南京，不能懂日语，最好没有政府和军队经历，还要被认为老实可靠。詹长麟大体符合这些条件，至于曾经当过兵的经历，则通过安排被隐瞒过去。
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见过他。詹长麟话不多，做事勤快，外表也不显眼，很快便获得录用。对情报人员来说，最好的伪装往往不是聪明，而是让人觉得平凡。
1936年，他的哥哥詹长炳也进入领事馆做仆役。兄弟二人彼此照应，同时接受秘密指示。每天打扫房间、整理物品，便有机会接触文件和谈话。詹长麟起初不懂日语，后来在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渐听懂，却始终没有让日本人察觉。
他传递情报的方式十分隐蔽。遇到重要内容，便设法抄录，再用特殊方法写在纸上，放到自家门口关公像附近。接头人员不会敲门，也不与他正面接触，只在约定时间取走。一个勤杂工与外界的联系，就这样藏在日常细节里。
1937年南京沦陷后，詹家遭到严重破坏，财物被抢，亲人也受到战争暴行伤害。这样的打击足以让人失去理智，但詹长麟没有贸然行动。他明白，单凭一时冲动杀掉几个人，换不来真正的战果，反而可能使整个情报网络暴露。
有意思的是，越是危险的时刻，越需要克制。詹长麟继续留在领事馆，观察人员往来，记录日军和伪机构的动向。五年时间里，他承受的不只是恐惧，还有对仇敌强颜欢笑、听其谈笑的屈辱。
1939年6月，他获悉清水留三郎将到南京，领事馆准备举办宴会。消息传出后，行动人员判断这是难得的机会，决定以酒宴为掩护实施破坏。詹长麟负责购酒，哥哥则承担协助和撤离任务。
6月8日，他买回四坛绍兴酒，又从潘崇声处取得药物。关于药物来源和毒性，后来流传着不少夸张说法，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入口即毙”的程度。詹长麟仍把药物带回领事馆，整个过程没有露出异常。
宴会当晚，山田己三、吉本贞一、铃木宗作等日军将领，以及梁鸿志、温宗尧、任援道等伪政权要员先后到场。席间有人高呼“天皇万岁”，众人举杯饮酒。詹长麟兄弟见药物已经混入酒中，立即脱下工作服，骑车离开，按事先安排的路线转移。
这次行动没有造成大范围死亡，但领事馆内有两名日本人员中毒身亡，其他一些人出现麻痹、痛苦等症状。对于戒备森严的日本机构而言，这仍是一次严重打击。日方一度追查来源，却很难把怀疑落到那个每天扫地、送水、端酒的勤杂工身上。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没有把经历四处宣扬，而是隐姓埋名生活。邻里只知道他是普通老人，很少有人知道，南京沦陷时期，他曾长期出入敌方机构，把一份份情报送了出去。
2008年10月7日，詹长麟因食道癌在南京去世，享年95岁。2009年12月，南京市有关方面表彰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与哥哥詹长炳共同入选。尘封多年的南京毒酒案，也因此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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