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语言学回应银发群体沟通困境

截至2025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数字社会全面转型，医院挂号、政务办理、线上支付、智能客服越来越依赖语言交互。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说不出”“听不懂”“写不明”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道隐形门槛。

近年来，一个原本冷门的交叉学科——老年语言学快速崛起。多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年语言学正在成为衔接人文基础研究、全民健康战略、银发产业和基层老龄治理的支点。以语言为纽带，弥合老年人与数字时代、公共生活之间的沟通隔阂，是这个学科最具现实关怀的使命。

一门“迟到”的学科

传统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系统本身——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规律。老年语言学则把目光从“语言”转向“使用语言的人”，尤其是人在生命历程后期的语言能力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清芳说，老年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加工速度下降、词汇提取困难等现象，也关注老年人长期积累的知识经验、叙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它不是简单地研究语言衰退，而是探索语言能力如何发展、保持、变化以及适应环境。”

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秘书长黄立鹤给出了更清晰的学科框架。在他看来，老年语言学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一体两翼”的格局。“一体”是研究老年人语言衰老与语言障碍的特征及机制；“两翼”分别是研究和解决老龄社会中的各类语言交际问题，以及研发延缓或改善老年人语言能力退化的服务或技术。这种定位使老年语言学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它既涉及正常老化过程中的语言变化，也涵盖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疾病引发的语言障碍，还延伸到老年人在医疗、照护、社区参与中的真实语言需求，以及老龄社会的宏观语言问题。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玲给出了一组更直观的数字——我国约1.6亿数字失能老人正逐渐与数字化社会生活脱轨。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数智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双重背景下，关注老年群体的语言需求，推动适老型语言服务发展，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积极老龄观和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永伟从学科史的角度解释开展老年语言研究“为什么是现在”。他说，过去，语言学研究较多关注儿童语言习得和成年人的语言结构，对老年阶段的语言变化关注不足。近年来，多模态多媒体语料库、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神经影像技术的发展，使得系统采集和分析老年人语言数据成为可能。“老年语言学把语言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并将语言本体研究与认知、健康及社会生活关联起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顾曰国从生命哲学层面赋予这个学科更深的意涵。他提出“语言作为亲历体验”的核心理念，认为摸清老年人语言生活属于国情级基础调研。他的团队一方面全面采集各类老年语言样本，为临床和陪护机器人提供原始语料；另一方面搭建多模态人生叙事建模体系，挖掘老年人生命叙事的精神内涵，为互助养老和老年人心理关怀提供新思路。

从“发端”到“系统化”

老年语言相关研究成果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研究范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张清芳介绍，当前老年语言学研究已从传统的语言现象描述，转向关注语言认知机制、脑功能变化和社会应用价值。

黄立鹤认为，中国老年语言学已初步确立了学科框架与话语体系。以“一体两翼”为核心，学界系统阐释了老年人在个体身心衰老及老龄社会背景下的语言交际特征；出版了《老龄化与老年语言学引论》等奠基性著作；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和品牌性学术活动；开展了中国老年人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和人工智能赋能老年语言健康等前沿探索。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土理论的萌发。顾曰国提出，老年语言与老年年龄在概念上应做独立审视，高龄不一定导致语言功能衰退。在语料库与智能工具研发方面，多媒体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全面铺开。张永伟所在团队开发了老年多模态多媒体语料库切分标注平台，推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老年语言数据采集、自动标注与智能分析中的应用。

山东大学临床神经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马文则强调研究方法的综合与边界。在他看来，语料库、自动语音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为大规模提取语言特征提供了新条件，但计算结果仍需结合具体语言材料、互动过程和临床信息加以解释。

三个“不平衡”

尽管发展迅速，中国老年语言学仍面临明显的结构性挑战。黄立鹤将其概括为三个“不平衡”：老龄社会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深度之间的不平衡，老年人改善语言生活质量的需求与成果应用范围之间的不平衡，以及国际前沿发展水平与我国现状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恰恰指明了学科发展的巨大空间。”

第一个不平衡体现在基层。调查显示，老年人在医院等机构交际中面临编码、解码和信息数字化能力不足的多重障碍。农村留守老人、纯方言独居老人、低收入老人、异地随迁老人的语言困境，长期缺少系统性实证研究。

黄立鹤也主张拓展农村与基层语言服务研究，认为农村老年人的语言困境主要体现为信息获取难、诉求表达难、社会互动少。方言适配、乡土文化融合的语言服务产品开发，是提升公共信息传播可理解性与精准触达度的关键。

第二个不平衡来自技术与需求的错位。适老产品普遍存在同质化、适配度低的问题。张清芳强调，未来需要基于老年人的语言特点和认知特点，开发更加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智能语音系统、数字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平台，降低数字社会中的语言障碍。

第三个不平衡关乎技术的伦理边界。黄立鹤强调，在利用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开发认知障碍早期筛查系统时，必须高度关注技术的适老化与伦理问题，“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人，而非造成新的数字鸿沟”。

从书斋到社会

老年语言学的价值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黄立鹤认为，老年语言学揭示了语言、认知、社会与健康的深层互动规律，为构建中国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增长点。“老年语言学架起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之间的桥梁，让语言学真正‘走出书斋’，成为服务老龄社会的重要力量。”

张永伟从基础设施角度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将老年语料库建设纳入国家语料库体系，为技术研发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底座，同步完善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的全流程隐私与学术伦理规范。

张清芳认为，应突破传统“衰老—退化”的单一视角，将老年语言研究置于全生命周期框架中，重点关注语言能力如何贯穿生命发展历程、不同个体为何呈现不同发展轨迹，以及哪些因素能够促进语言能力保持。

山东大学马文团队正尝试把语言研究带进社区和诊所。他们的工作重心之一是让语言标志物成为可使用的评估与干预工具，而不是停留在论文里的分类模型。南京大学王玲团队关注数字媒介中的老年语言适应，追问“机器人在老人床边该说什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永伟团队开发的多模态语料库平台，正在为更大规模的老年语言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铺路。

从学科自觉到国家战略，从实验室到基层社区，老年语言学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身份转换。黄立鹤说，老年语言学最终服务于“老有所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积极老龄化愿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得更加朴素：让每一位老人，在语言的世界里，不被落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陈雅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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