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月14日，秋意微凉。我参加了香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散场后，我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沿着中山纪念公园的步道缓步而行。阳光洒在铜像上，远处是维多利亚港的粼粼波光。身旁有青年学生结伴走过史迹径的标牌，有长辈在钟楼下驻足凝望。这一幕让我想起自己与这片土地、与中山先生精神相遇的许多时刻。
10月14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召开。中新社记者 刘玥晴 摄
初识：一条史迹径的牵引
2001年，我因工作关系常驻香港，从事港台交流事务。彼时对孙中山在港的足迹，认知还停留在书本上那几句“求学于西医书院”“以香港为基地策划起义”。直到某个周末，我独自走了一趟孙中山史迹径，才发现历史原来可以这样贴近。
那是一条不过三公里多的路。从香港大学陆佑堂出发，经过般咸道、必列者士街、歌赋街、百子里、荷李活道，一直延伸到中环德己立街。沿途是茶餐厅的烟火气、大排档的喧嚣、古董店与酒吧的错落。可就在这些寻常巷陌之间，藏着中山先生青年时代的身影：他在拔萃书室学英文，在中央书院接受西式教育，在歌赋街的杨耀记与“四大寇”纵论天下，在百子里与杨衢云等人密谋起义。
中山先生自己说过，他的革命思想“从香港而来”。1923年在港大演讲时，他说“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这话初听平常，细想却极重。一个十七岁从檀香山归来的青年，在中央书院和西医书院度过近十年，读达尔文，读法国革命史，读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中西交汇处，旧邦新命之间，思想的种子就此埋下。
深味：十五年步履与一场静默的对话
后来的十五年里，我多次走过史迹径。有时是陪来访的内地与台湾朋友，有时是独自一人。中山纪念公园与我工址相对，更是常去之处。重建后的公园，钟楼的设计呼应着港大本部大楼，铜像静立，俯瞰西营盘的车水马龙。
走得多了，渐渐觉得中山先生与香港的关系，不止于“求学”与“策划”这些具体的史实。香港给了他一双看见世界的眼睛，也给了他一种独特的行动方式：在殖民地的缝隙中，他可以自由地读书、结社、办报、运军火、筹画起义。兴中会总部设在士丹唐街，同盟会香港分会设在《中国日报》社，六次起义以香港为筹备指挥中心。香港是他的后方，也是他的瞭望塔。
更打动我的，是那种“失败之后仍能再来”的韧性。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中山先生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只得从香港短暂停留后流亡日本。此后十六年海外漂泊，但他始终没有切断与香港的联系。这片土地上有他的师友、有他的同志、有他最初的足迹。所谓“革命思想之诞生地”，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一种精神归属。
今思：在交流工作中寻找呼应
2001年至今，我的工作始终围绕港台交流与两岸关系。这份工作有时并不轻松，有过困惑，也有过疲惫。但每次走过史迹径，或者在中山纪念公园坐一坐，心里会安静下来。
中山先生在香港的九年，是他思想成型的关键期。而他一生奔走海内外，联络同志，凝聚共识，最懂得“沟通”与“联结”的分量。今天我在香港从事两岸交流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搭建桥梁，在差异中寻找理解的可能，在隔阂中维系血脉的联结。中山先生的精神遗产里，有“天下为公”的理想，有“振兴中华”的宏愿，也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胸怀。这些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有人在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去实践的。
今天的座谈会让我想起许多。辛亥志士后代、黄埔后代与香港青年并肩行走史迹径，孙中山先生后人讲述当年港大演讲的旧事，学者们讨论中山精神的时代意义。我坐在台下，看到白发与青丝同堂，听到粤语、普通话与英语交错。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中山先生一生所求的“凝聚”，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合里，有了某种真实的回响。
座谈会散场时，有青年从我身旁走过，讨论着史迹径上哪一站最有意思。我听到其中一个说，没想到中环那些熟悉的街道，一百多年前有过那样的事。
我想，这就是重走的意义。历史不在远处，就在脚下的石板里，在街角的风中。中山先生曾在此求学、行走、谋划、出发。而后来者走过同样的路，未必能尽知其心，但至少可以知道，这里曾有一个青年，看见山河破碎，决心以一生去改变什么。
香江奔流不息。有些精神，不会随潮水退去。
（作者为原海协会秘书长）
来源 | 中评社
作者 | 杨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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