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周靖主编：《论语解辑注》

《论语解辑注》，杨周靖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内容简介

宋代大儒谢良佐其儒学思想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论语解》又名《论语说》先《上蔡语录》行于世，两宋时期已广为流传，由于年代久远，至明清原书已散佚。

为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从朱熹著述中寻源，在《论孟精义》《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等书中发见大量篇幅的谢良佐《论语解》语录。虽不能断言是其原貌和全部，但从其行文表述中可知，授课讲解语言明晰，足见朱熹所录源自谢良佐《论语解》。同时，又辑得谢良佐对《孟子》《中庸》的部分论述，故而一并校注成书，以圆其缺，献于当世。

前人为《论语》作解者良多。读谢良佐《论语解》则觉耳目一新。其高迈闳肆使人兴发之意卓卓现于篇章，读者细品，当自有新悟和感慨。

目 录

正编

论文解

补编

余说

附编

孟子解

中庸解

附录

《四库全书总目·〈论孟精义〉提要》

《论孟精义》序

《论孟精义》纲领

一代宗师谢良佐

参考文献

后记

编后语

谢良佐画像

编写说明

《上蔡先生语录译注》补编导语有言:“从《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中辑出《论语解》部分语录，作为谢氏思想体系内涵的重要补充，以资读者观其理论全貌。待《论语解》篇章更多发见，酌以专题辑注。”“酌以专辑”是时诚为设想而已。受王钢先生指点，梳理《论孟精义》竟获此丰硕，始有今《论语解辑注》成。

《上蔡先生语录译注》，杨周靖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二、《论语解》是北宋学者谢良佐对《论语》章句的阐解，先于其《上蔡先生语录》行于世，是谢良佐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年代久远，原书已散佚。本书是据朱熹的《论孟精义》等相关著述，将谢良佐对《论语》的解说专门录辑成集，以弥补《论语解》原书散佚之缺憾。

三、本书中《论语》原文以中华书局 2016 年版陈晓芬译注《论语》为蓝本，其章节划分以中华书局1980年版杨伯峻《论语译注》为蓝本。

《孟子》《中庸》原文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庸集注》中华书局 2011 年版为蓝本,朱熹《朱子语类》和《论孟精义》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为蓝本。

四、朱熹《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其中《论语》 二十卷、《孟子》 十四卷。初名 《论孟要义》，又名《论孟集义》。为朱熹取二程、张载、谢良佐等十二家之说，分条附于《论》《孟》之后，最终定名为《论孟精义》。得益于此，使散佚已久的谢良佐《论语解》一书，再现于当世。

本书由正编、补编、附编、附录四部分组成。

正编以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以清嘉庆间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二刻》为底本校点的《朱子全书·论孟精义》为蓝本，参校明抄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和《儒藏》本《论孟精义》。校勘增录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谢良佐解说的《论语》语录。

《四库全书总目·〈论孟精义〉》提要》中说:“朱子初集是书(《论孟精义》)，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撷菁华撰成《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又说朱熹不以《集注》废《精义》，两者互为参见，“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本书将《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谢夫子语录校勘增录在《论语精义》谢夫子语录下，互为参见。

正编共辑得《论语解》语录四百七十三条，校勘增录四十七条，计五百二十条。

补编辑录《朱子语类》中六十一条列为“余说”，附编“孟子说”语录十二条，“中庸说”一条，计七十四条作为补充，通称语录。

《朱子语类》

正编、补编、附编总共集得谢良佐语录五百九十四条。

五、补编“余说”辑《朱子语类》谢氏语录六十一条,其中二十一条《上蔡先生语录译注》已收。《朱子语类》 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观点，论及《四书》《五经》，引用二程及门人的观点进行参校，当是“六经注我”类属。本书中再次增广选录，为研学者开阔视野作引子。

六、附编中辑人“孟子说”十二条,“中庸说”一条，虽不是说《论语》，因出自《论孟精义》系中，且不具单独成册，故一并属之。个别章节《上蔡先生语录译注》中也出现过，似有重复，当存之前书还是今书为妥?事涉《上蔡语录》与“孟子解”先后之分，因缺乏书证不得而知。

笔者认为涉谢氏核心观点被本人反复引述当为正常，无分先后，可并存两书中。正如《集注》《论语解》中同一观点，表述有别，仍是谢氏原意旨。况时人尚讲《论语》，岂独不善《孟子》，只是偏重而已。本书录“孟子解”“中庸解”诸条前均加引语并录入《孟子》《中庸》相关章节原文，以便读者参照理解。

明嘉靖刊本《上蔡先生语录》

七、谢良佐解《论语》语录，为将章句阐释得清晰透彻,常常旁征博引，以启其义，以发其趣。书中对征引部分用双引号“”标示，在注释中标明出处和阐释。

八、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增录了《论孟精义提要》《论孟精义序》《论孟精义纲领》三文，录于本书正文之后。

“引语”，实为本篇要点概述，目的在于统揽和引导。

在“谢曰”个别章节后，有“题解”。

九、在校勘中，力求忠实于原版本，一般不作改动，不同版本有不同或错讹处用小括号()标示，并在校勘注释中加以说明。校勘、注释、题解用方头括号【】标示，分校勘用六角括号〔〕标示，注释分注用圆括号和阿拉伯数字标示如①。

十、本书采用简化字，对原文中生僻字词在首见处酌加汉语拼音。

序一

王钢

儒家之道，非一成而不变者也。汉而下，传经者率以训诂为重，注疏正义，连篇累牍，架屋叠床，至有一字训至数万言者，虽皓首而不能穷。

至北宋，风气为之一变，学者不泥于章句之学，竟逞新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立宏论。究其实，则借题发挥，各为其政论张本，非徒训释旧典而已，陆象山所谓“六经注我”是也。

其间《论语》 之解说，最为典型。

宋刊本《论语注疏》

《论语》之为书，自汉至唐，“五经”“九经”皆不予焉，至朱始大受重视。

宋初，邢昺奉诏作《论语注疏》，尚遵前人之旧。胡瑗作《论语说》，不守章句之学，以闸发义理为要，为有宋新学滥觞。

庆历间，刘敞以《论语》入“七经”，作《七经小传》，开一代先河。熙丰变法前后，讲说《论语》之风大盛，一时人物，如王安石、王雱父子，苏轼、苏辙兄弟，范祖禹等，皆有著述，无虑数十百种。

洛学中伊川先生亦重《论语》，唯未撰述成书，门人辑为《伊川论语说》十卷，程门弟子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伊惇、邹浩等，各有说解。

熙丰、元祐间，朋党盛行。以变法论，有新党、旧党，旧党中又有洛党、川党、朔党。党同伐异，相为攻讦，势同水火。甚者因人废言，无论是非，且非止于为政，而延及为学。

《论语》解说亦如此。绍熙间，荆公王安石之学盛行，其《论语解》行于场屋(《郡斋读书志》卷一下)。

《郡斋读书志》

后世致堂先生胡寅，至以北宋衰败归因于此，曰:“二十年，川壅大决，睦盗猝兴，势摇高岱，然后信王氏学术不本于仁，穿穴破碎，以招不仁之祸也。”(《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十九《鲁语详说序》)过矣。

上蔡谢良佐先生《论语解》，独出本心，识见超迈，脱门户之见,在诸解中独树一帜。先生虽出程门，而不全守伊川先生之论，且每引荆公父子说，不以异党而废其言。

胡寅门人刘荀，谓先生欲挽时弊，其《明本释》卷下云:“范忠宣公论王荆公:止因喜同恶异，遂至黑白不分。

苏东坡谓:介甫之文未必不善也，患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王氏安能以其学同天下!

胡衡麓谓:当时学士大夫，意向稍殊乎王氏，则摈斥随之;必如是说，始堪仕进。百唱千和，率天下出一私户，不亦甚乎?窃谓学者亦可以监矣。谢上蔡，洛学也。《论语解》中如临川诸说，一言之善，亦不废而取之。岂有意欲救其弊欤?”诚中肯之评。

先生讳良佐，字显道，号逍遥，程门之卓卓者。生平著述，仅有《论语解》十卷。外乎此者，若《上蔡语录》，则门人所记，非所手定。先生碑传不存，《宋史》本传又泛略不得其真，故《论语解》始末，以及先生行实，无以详细。今考诸史籍，试为疏理如次。

《论语解》之作，在元祐六年(1091)顷，时先生任秦州教授。

《斐然集》

胡寅《上蔡论语解后序》(《斐然集》卷十九)云:“上蔡谢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论语解》。”寅为文定公安国养子，胡安国曾师事上蔡先生，故寅之言当可信。秦亭即秦州古称，在今甘肃天水。此说仅称元祐，未及年份。

李幼武《皇朝名臣言行外录》卷七《谢良佐小传》:“释褐登第,授秦州教。”指先生登第后授秦州教授，误。

先生登第在元丰八年(1085)。彭百川《皇朝太平治迹统类·祖宗科举取人》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丙辰(原误作丙申):“赐刘逵、徐处仁、谢良佐……等五百七十五人并释褐。”此释褐谓释褐礼。

而《言行外录》“释褐登第”，则谓太学上舍生、不经省试而登第进士者。佚名《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辛集《四十祃》，亦称先生“以释褐登第”。

《二程遗书》卷四、游酢《游廌山先生集》卷三等载，蔡人鲜习《礼记》，先生居太学，以决科之利，欲归应乡举，伊川先生不以为然，乃止，是年登进士第。正谓自太学应试。

四库全书本《二程遗书》

先生初授职官已不详。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二日丙子:“前内殿崇班谢良佐，叙复元降内侍省祗候高班内品。”内殿崇班为武职内臣，侍禁殿上。故此良佐当是重名，非先生也。

先生升秦州教授，在元祐六年。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五十五《手记》记先生:“元祐六年举著述。”举著述，即以著述科举。元祐初以司马光奏，诏行十科举士之法，有位达官每岁须于十科内保举三人。“著述”为十科之一，即“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然保举者何人，举任何职，范公未明言。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四云:“马涓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州签判，初呼'状元’。吕晋伯为帅，谓之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也。’巨济愧谢。……时谢良佐显道作州学教授，显道为伊川程氏之学，晋伯每屈车骑，同巨济过之，则显道为讲《论语》，晋伯正襟肃容听之，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

按《续通鉴长编》卷四五九，马涓授承事郎、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在元祐六年六月八日丙申。知是年先生在秦州教授任上，应即“举著作”所举之职。

州府教授，多由州府长吏举。如程门廌山先生游酢，元祐五年（1090）以知颍昌府范纯仁举著述科，授颍昌府教授。

故，举先生者，或即吕晋伯。晋伯一作进伯，名大忠，时以直龙图阁知秦州，《宋史·吕大忠传》亦载先生为其讲《论语》事。先生曰:“吕进伯是个好人。(《朱子语类》卷三十)大忠弟大临，亦程门高徒。

由此可知，元祐六年先生正讲授《论语》，合《上蔡论语解后序》观之，《论语解》之作，应即在此年或之后不久。而其初流传未广。

绍圣间先生仕履不详。元符时或任渑池令。

《历代名儒传》之谢良佐

先生任渑池令，仅见和靖先生尹惇言。冯忠恕《涪陵记善录》记尹氏语曰:“先生(伊川)晚年，显道授渑池令，来洛见先生，留十余日。先生谓惇:‘如见显道，试问此来所得如何。’即往问焉。显道曰:“良佐每常闻先生语，多疑惑。今次见先生，闻先生语，判然无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见得它，也是如此。(《伊洛渊源录》卷九引)

祁宽记尹氏语同一事曰:“伊川归自涪陵，谢显道自蔡州来洛中，再亲炙焉。久之，伊川谓先生(和靖)及张思叔绎曰:‘可去同见谢良佐问之，此回见吾，有何所得。尹、张如所戒。谢曰:‘此来方会得先生说话也。’张以告伊川，伊川然之。(《二程外书》卷十二)

按涪陵谓涪州,“归自涪陵”者，伊川先生绍圣四年编管涪州，元符三年(1100)正月移峡州，四月复宣德郎，任便居住，还洛。时年六十八。详朱子《伊川先生年谱》(《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

合二人所记，似上蔡先生时授渑池令，自蔡州往任上，道经洛中，遂淹留焉。唯他书所记，先生次年即官于京师，则或元符三年以前已授渑池令，此次乃任中归蔡，返经洛阳。

《谢良佐理学的形成与演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先生居官京师，名甚籍籍。《曲洧旧闻》卷三:“谢良佐字显道，韩师朴在相位，闻其贤，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状先往见之，因具道所以愿见之意。士大夫莫不惊怪。”师朴即韩忠彦，其为相在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所居之官，或在书局。

《上蔡先生语录》中有言:“吾平生未尝干人，在书局亦不谒执政。”书局为典籍纂修机构,《国史》《六典》《会要》等，俱设局以修。

是年，蒙徽宗召见，以诏对不称旨去。去后，诸家记载不一。

《宋史》本传:“建中靖国初官京师，诏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

《程氏外书》卷十一《时氏本拾遗》:“谢显道崇宁间上殿不称旨，先生闻之喜。已而就监门之职。……(或云建中间。)”

朱子《伊洛渊源录》卷九:“历仕州县。建中召对，除书局官。后复去为管库，以飞语坐系诏狱褫官。”《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建中靖国中诏对不合，得官书局。后复转徙州县，沉沦卑冗，以没其身。”(《晦庵集》卷八十)

《宋元学案》卷二十四更谓:“历仕州县，宰德安之应城。……建中靖国初上殿召对，徽宗与之语,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诚。’乃求监局，得西京竹木场。或谓:'建中年号与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迁。’坐口语下狱，废为民。”《学案》 晚出，未详所据。

以上影影绰绰，且相抵牾。案管库、监局俱泛称，谓库、务、场、院等监当官。

清光绪刊本《宋元学案》

《宋史·职官志》:“大而分政任事之官，微而管库监局之官。”监门亦监当官，库、务、场、院俱设，司门守。管库、监局、监门俱泛称，其实一也，在先生所授，即监西京竹木务。

竹木务亦即竹木场，隶将作监，设监官，掌修诸路水运材植及抽算诸河商贩竹木，以给内外营造之用。西京竹木场在洛中，掌洛水事务。谋监当官，与二程先生相似:明道先生尝退求监局，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伊川先生亦以便亲养，乞汝州监局。

其可证实者，先生崇宁元年(1102)五月人元祐党籍。

崇宁初，元祐党人案兴，一时名臣，贬流窜夺者以百计。初，哲宗绍圣元年(1094)已籍元祐党，凡七十三人，姓名已不可知。

徽宗崇宁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乙亥，诏三省籍元祐并元符末以来党人姓名,责降人韩忠彦等四人外，自苏辙至裴彦臣，凡五十七人。先生在第二十九名。同日司马光以下四十四人复行追降，其中伊川先生追所复官，依旧致仕。九月十七日己亥，再诏籍党人，分门别类，凡文彦博、司马光等百十九人(《宋史》等作百二十人)，御书刻石，立于端礼门。

《宋史》

是为首立党籍碑。伊川先生在“余官”第二十三名，上蔡先生在“余官”第四十四名。以上见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陈均《皇朝编年备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

崇宁二年(1103)九月二十五日辛丑，再诏诸路州军监司长吏厅立《元祐奸党碑》，凡九十八人。其中已无先生名。崇宁三年重定党籍刻石，颁行天下，通三百九人，亦无先生名。因知先生出籍，在崇宁二年九月之前。

但出籍时间，史籍稍有异同。《编年备要》录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籍,注云:其后谢良佐等九人并出籍。未明年月。

《纪事本末》述崇宁元年七月二日乙酉事，注据《祐圣故事》，列谢良佐等十七人，云:“已上更不籍记姓名。”九月十七日录党籍，又注:七月二日谢良佐等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当”。则谓出籍在崇宁元年七月二日，并指九月十七日党籍名录有误。

按绍兴六年(1136)五月二十四日辛卯，用给事中朱震请，特与先生之子克念补右迪功郎。震奏牍中有云:先生“名在党籍，著于石刻”(见《宋会要》崇儒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李心传《道命录》卷三)。

既刻于石，则崇宁元年九月首刻党籍碑，必有其名。及先生侄孙谢伋，代克念作《谢启》，中又云:“念昔先人，亲逢命世，升堂传道，实有渊源。刻石刊章，偶逃部党。”《四六谈塵》记其事云:“叔祖逍遥公初不人党籍，朱震子发内相以初废锢，乞依党籍例命一子官。”则指先生未人党籍。

而费衮《梁溪漫志》卷五《〈四六谈塵〉差误》，又指谢伋之说为误:“谢显道崇宁元年人党籍，至四年立奸党碑时，出籍久矣。……景思记当时所见，偶尔差舛。恐误作史者采取，故为是正之。”

清知不足斋刊本《梁溪漫志》

《梁溪漫志》虽绍熙三年（1192）作，为时稍晚，但费衮曾入史馆，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亦取是书参考，故其说当可信。所谓“四年立奸党碑”，盖谓崇宁三年党籍碑，各地刻碑，有在次年者，如两浙常平司即崇宁四年二月立。

至于先生因何人籍，又何以出籍，今已不能详。而当时入籍，大抵皆不满变法新政，有所言行者，似不至于仅以飞语坐系。而入元祐党籍者，或贬官褫夺，或流徒编管，备历坎坷。崇宁末虽党禁稍弛，略有恢复，但直至建炎间，党人方得彻底平反。

依前引《宋史》《程氏外书》，建中靖国诏对之后，未几监西京竹木务。朱子则云“历仕州县”，但前后所言不同。

乾道九年(1173)《伊洛渊源录》谓在建中诏对之前，《宋元学案》并袭此说。绍熙二年(1191)《上蔡谢先生祠记》，改“历仕州县”在诏对之后，并云:“中间尝宰是邑(应城)。南阳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行部过之，不敢问以职事，顾因绍介，请以弟子礼见。入门见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肃然起敬，遂禀学焉。”

《伊洛渊源录》

据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十五)，胡安国除湖北路提举学事司，在崇宁四年（1105），到官改湖南路。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

《先公行状》并引胡安国之言曰:“某之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虽定夫、显道诸丈人行，亦不以此谋之。”胡寅释云:“定夫，游公酢;显道，谢公良佐也。与杨公中立皆程门高弟。公之使湖北也，杨尚为府教授，谢为应城宰。公质疑访道，礼之甚恭。来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僚属惊异，吏民耸观。邹公浩闻之叹曰:'将军北师面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

《宋史》并以此事入《胡安国传》。龟山先生杨时，崇宁元年至五年任荆州府学教授，有《送胡康侯使湖南》诗(弘治刻本《龟山集》卷十六)，宋黄去疾《龟山年谱》(正德刻本《龟山集》附)系于崇宁三年。

据此，先生崇宁四年在应城县令任上。《万历湖广总志》卷六十三，谓“徽宗时调应城令”，大体不误。《雍正应城县志》卷三《职官志》谓“元符初任”，则无稽之谈，其卷八《谢良佐传》，亦仅抄朱子《祠记》 而已。

然而，先生又以朝奉郎、监西京竹木务致仕，仍禁锢终身，

绍兴六年（1136）五月朱震奏牍:“良佐终于监竹木务，名在党籍，著于石刻，终身不遇。虽以朝奉郎致仕，奏补其子克已人官，后逢巨贼于德安府，举家被害。”“良佐之贤，亲传道学，举世莫知，又遭禁锢而死，诸子衰替，最为不幸。”

《梁溪漫志》卷五:“一子得致仕恩，仅监竹木务而卒。”叶适《(台州)上蔡先生祠堂记》:“不幸遭党人禁锢，未解而卒。”(《水心先生文集》卷十、《嘉定赤城志》卷四)。

日本藏本《上蔡先生语录》

岂在应城令之后，先生又迁竹木务?抑或又以飞语夺官系狱?文献不足，不能明也。

元祐党人之禁锢，有贬官追职、不许出仕、限制言行、禁止授徒，禁于私第等，未必皆系于狱。党人著述，多遭禁毁。

《纪事本末》载:崇宁二年四月，“诏三苏、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及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

温公《通鉴》，亦险遭毁板。伊川先生尤为不幸:“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书，令本路监司常切觉察。”

盖以文网密，《论语解》至政和间仍流传不广。惟私相传习，不绝如缕。胡寅《鲁语详说序》云，政和三年(1113)顷，其十六七时,“先君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龟山杨公《论语解》”则胡文定公即有传本。《上蔡论语解后序》又云:“某年二十一，当政和戊戌，在太学得其书，时尚未盛行也。后五年，传之者盖十一。

民国三十年复性书院刊本《上蔡语录》

宣和间党禁已弛，《论语解》始有刊刻，首刻在宣和四年(1122)。

《上蔡论语解后序》作于是年五月望日，云:“同舍建安谢袭智崇，传于山阳马震知止，欲以其传授鬻书者，使刻板焉。”

谢袭字智崇，祖籍阳夏(今河南太康)，徒建安，历仕汀州司户参军、鼎州观察推官，胡寅尝为其父作《阳夏谢君墓志铭》(《斐然集》卷二十六)。马震则不知何许人。序谓欲授书贾，尚未刻。

后绍兴二十四年（1154）作《鲁语详说序》，云:“当兹时，天子临轩策士，取采谠言，党禁向弛。于是邵康节《皇极书》、张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诸经诸说、元祐忠贤良论，风旨稍出，好之者往往传写袭藏，若获希世之宝，而谢公《论语解》则已锓板盛行。……后四载，岁在乙巳，女真人寇。”知宜和四年书已刻成。而先生前此一年卒，竟未及见。

先生生卒，今人谓皇祐二年庚寅(1050)至崇宁二年未(1103)，众口一词，莫之或疑，即《辞海》亦如是。

考其说源自明万历间周汝登《圣学宗传》卷七《谢良佐传》，谓:“崇宁癸未卒，年五十四。所著有《论语说》《文集》《语录》行于世。”所谓有《文集》行世者，闻所未闻，盖臆测之词。而生卒之年，或源自谢氏宗谱。

余所见道光以降上蔡谢先生后裔宗谱凡四五部，俱只有谱系，无传。顷杨周靖先生示以抄本《谢氏宗谱》复印件数十纸，数年前得之临海谢氏宗祠。

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临海县学庠生郑茂兰序，中有先生小传，云:“良佐字显道，通诰第三子，登元丰三年焦蹈进士。尝宰渑池及应城。建中靖国初在书局，召对忤旨，出就监门之职。谪锢以终。生于皇祐庚寅，卒于崇宁癸未，得年五十有二。葬于蔡林。”

清同治五年福州正谊堂刻本 《上蔡先生语录》

所述简而有法度，事实大抵俱有据。盖从前代谱因袭而来，但抄写多误。如“元丰三年”为“元丰八年”之误,“焦蹈”下脱“榜”字。“五十二”为“五十四”之误。唯此卒年不确。

如前所述，先生崇宁四年(1105)在应城令任上。致和元年(1111)又在京师，以《伊川易传》授杨时。案杨时《与游定夫书一》《校正伊川易传后序》(弘治本《龟山集》卷二、卷十一)俱曾提及。按杨时大观四年（1110）六月赴京，十二月授萧山知县，政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离京。见宋黄去疾《龟山年谱》。

杨时为游酢所撰《御史游公墓志铭》(《龟山集》卷十四、《游廌山集》附)云:“昔在元丰中，俱受业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门，有友二人焉，谢良佐显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间，二公相继沦亡，存者独予而已。”

知先生与游酢之卒，相去二年。又据朱子《伊洛渊源录》《上蔡谢先生祠记》，先生卒，游酢为作墓志。则先生先游酢卒。游酢卒宣和五年，则先生卒于宣和三年(1121)。先生生年已不可考，盖与杨时、游酢相若，二先生皆生于皇祐五年(1053)。

宣和书刻，《论语解》遂大行于世。南宋至元，诸家书目大都备载。《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谢显道《论语解》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谢氏《论语解》十卷”，唯《遂初堂书目》无闻。《宋史·艺文志》著录“谢良佐《论语解》十卷”。他如《玉海》《文献通考》等，俱有记载。

《直斋书录解题》

南宋初已重程氏之学，述道统者往往首及先生，而《论语解》亦每受赞誉。朱子门人度正，有《进上皇太子文集状》(《性善堂稿》卷五)，盛称:“上蔡先生《论语解》论议精深，识见超迈，惟其绍续于绝学，故能启觉于后人，念上哲虽自于生知，然至道实从于心造。”

淳熙四年（1177），国史院编修吕祖谦奉敕编《皇朝文鉴》，以先生《论语解序》入焉。

朱子最崇先生之学，尝手定先生《语录》，又辑先生《论语解》入《论语精义》《论语章句集注》诸书。然而，唯其如此，诸家解《论语》之书渐微。

入明以后,《论语解》即湮没无闻。《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俱不见踪影。即《永乐大典》亦不见引用。

焦竑《国史经籍志》有谢显道“《论语解》二卷”，四库馆臣谓其目“不论存亡，率尔滥载”，最不足凭。

私家书目，惟吾豫藏书家、西亭先生朱睦㮮藏有是书。其《万卷堂书目》著录“《上蔡论语解》三卷，谢显道”,《聚乐堂艺文目录》著录则“《上蔡论语解》，三册，三卷，谢显道”。未悉“三卷”为“十卷”之误，抑或其藏本已不完全。

《嘉靖河南通志·艺文志》，亦出西亭先生手，著录有《论语解》十卷，但该《志》著录,不论存亡，未可据此证书之存。清初经学家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云“未见”。

《嘉靖河南通志》

至于明正德八年（1513）汪正《上蔡先生语录序》 谓“《论语说》已行于世，独《语录》未传”，清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谢上蔡先生语录序》谓“《论语说》之外，仅传其《语录》三篇”，乃承朱子《谢上蔡语录后序》(《晦庵集》卷七十五)“有《论语说》行于世，而此书传者盖鲜焉”一语而来，未必曾见其书也。崇祯间闯王决河，开封成泽国，西亭先生藏书亦淹没,《论语解》遂匿于天壤外。

后人述及《论语解》，或作“论语说”，如朱子每如此，《宋史》本传亦然。意者，“论语说”为叙述之语，谓先生有《论语》解说之作。先生自序、胡寅后序及诸家书目著录，俱作“论语解”。

上蔡杨周靖先生，怀桑梓之念，传上蔡之学。前岁校注《上蔡语录》，已行世矣，今又汲汲孜孜，辑录《论语解》注之，广搜博采，洋洋大观。上蔡先生平生著述，至此得以完备。上蔡先生道之不孤，杨先生可谓功臣。

书将付梓，嘱序于余。余不敏，学未及性理，又不及两宋，辞之再三而不获命，因述《论语解》并先生生平诸事，以为杨先生大著之小补。

癸卯初夏望日

《中原文献整理史稿》

序二

李道清

杨周靖君把厚厚的《论语解辑注》书稿送来，嘱我作跋，聊述观感，附于文前。

翻阅带着墨香的厚厚书稿，沉浸在广征博引的校注中，我顿感责任重大。这份责任，主要来源于如何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历久弥新。

杨周靖君无论担任县一中主要领导，还是在县直机关伏案执笔，均把目光投射到脚下这片厚重的土地。

退休后，他担任上蔡县蔡文化研究会会长、《蔡韵春秋》杂志主编，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乡邦文化古籍整理中，成果颇丰。

他率团队先后担纲编撰、整理出版了《秦丞相李斯》《历代百名蔡姓文学家传略》《历代蔡姓名人传略》《中华蔡氏播迁示意图》《李斯集译注》《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等书籍。正是迭代人之勠力以进，古蔡大地的灿烂文化才能光前垂后而不辍。

优秀传统古籍的发掘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让优秀古典标示出新时代印记，本身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杨君同仁书写蔡文化，自然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史称“上蔡先生”——谢良佐，一个对儒学传承作出卓越贡献被尊为先民规范、后进楷模的一代宗师。

《上蔡先生语录译注评》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北宋寿春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理学人士，程颢、程颐的得意门生，世称“上蔡先生”或“谢上蔡”，“程门四先生”之首，著有《论语解》《上蔡先生语录》等。

《谢上蔡语录后序》中记载，他“学于程夫子昆弟之门。笃志力行，于从游诸公间。所见最为超越”。谢良佐一生与游酢、杨时、吕大临等皆为同门讲友，相互切磋，探讨学问，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上蔡学派。

谢良佐不仅将二程的思想发扬光大，而且把二程学说传到南方。谢良佐提出“心为天之理”、“心与天地同流”的命题，是陆王心学的重要奠基人；同时，其思想经胡安国、胡宏传播，成为湖湘学派的源头，在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宋初的理学家，大多是吸收佛家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重建儒家形而上学。作为二程的主要弟子，谢良佐也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

《朱子全书》

朱熹曾说：“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底意思 。”从朱熹的话语可知，谢良佐确是“以禅证儒 ”。可以说，谢良佐是集儒释道思想之大成者。其核心思想被门人曾恬、胡安国录为《上蔡先生语录》。

《论语解》《上蔡语录》是谢良佐的代表作，也是姊妹篇，二者有着起承关联的内在必然。杨周靖诸君在完成《上蔡先生语录》的校注译之后，将精力集中在散佚已久的《论语解》辑注上，填补了谢良佐研究的一项空白，可谓功莫大焉。

《论语解》博大精深，辑注校自然是一项负重致远的工作。然则杨君同仁宵衣旰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先行辑注，再逐字逐句推敲，唯恐校注不得上蔡先生之要义。星光不负赶路人。诸君披星戴月，历经数载，终成正果。

在我看来，这部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处处闪耀着上蔡先生思想的光辉。校经典，传后世，本立而道生。我由衷地相信，这部书的正式出版，必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方面，尤其对宋代理学的研究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是为序。

2023年3月26日

后 记

届四年之期，引二三同仁谋作，《上蔡先生语录译注》《论语解辑注》先后付梓，“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却一代人夙愿，如释重负，不禁感慨系之，述数语于后。

孔子游历十四载之蔡三秋，贤徒七十二蔡地有六。大成殿内，百七硕儒从祀，有上蔡七贤同里，举国罕有，可称儒宗千古佳话。圣迹肇启，木铎雨露，厚土培壮。阁老宰相，硕勋大儒，清官贤达，若群星璀璨。

商务印书馆版《上蔡语录》

开宗立派，光大洙泗，前有漆雕之儒，中续文肃显道，后来真儒张仲诚。

伏羲画卦，《尚书•蔡仲之命》，孔子厄而作《春秋》，元典精华，斯文在兹，彰显淮汝文苑之盛，渊源有自。

溯蔡古称大儒者众，上述三宗家外，汉之桓宽、翟方进，宋之朱胜非、谢克家、谢伋，明之李逊学、刘光国，清之刘元琬、程元章，余者不一而足。然史乘以“东门儒”“南门儒”为著。东门者李斯，南门即谢良佐显道文肃公，尤以文章称。

谢良佐师从二程，居“四先生”之首。立学宗，开“湖湘”，发陆王之端，筑理学津梁。程颢冠以“展拓”，程颐嘉其“切问近思”，朱熹颂其“英果明决，强力不倦”，赞“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

《上蔡语录》言辞尔雅，宏肆高迈，破立并行，发前人所未言。“英爽磊落之气，足以修政立事”。

清康熙四十八年正谊堂刻本《上蔡先生语录》

《论语解辑注》破注经藩篱，述粹言，辟新径，持正论，弘道统。或深入浅出，文意中析理，举红尘市井以论性；或旁征博引，章句外论道，引汗青掌故以明经。

《论语解》《上蔡语录》雄文大手，从论道与创论两面构成其儒学思想的统一体。《论语解》以儒学经典阐道，《上蔡语录》因创论凝为经典。深思力索，竞发宏论，“言虽近而索之无穷，指虽远而操之有要”，终为一代宗师，泰然独立于士林道统。

读谢公文章，感悟有三：

儒家经典，是谢公文章之源，入门之钥。

儒学源于先秦，成乎孔丘。汉唐八百年以注疏称，宋兴理学，旨在“存天理，灭人欲”。其天理是道德神学，是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依据。发经典以合天理，与天为一，是理学主要创见。

谢公既为理学中坚，倡言更高标独到。谢夫子文章，引经典不下百种，经史子集信手拈来。不闻经典，不知所出，不解其意。然大经尤宗孔孟，识显道而温孔孟，所得者博，悟者新，岂不欣欣然而行哉！

《论语解》为基，《上蔡语录》为弘，二者缺其一则失之完备，从前者入乃事半功倍。

走近谢公，始于《语录》，因远其时疏其学，个中高义，不得其半，故常怀茫然。研及宗门、《学案》，初略大意；读朱子《集注》《语类》，方知明经；校多家刊本，知其舛讹得失；寻迹觅踪，得《方志》《谱牒》，精研序跋，周折反复，三诵其文，识得全貌，方才注译。虽勠力以进，仍心存忐忑，恐文义不逮，数请于方家，始有定文刊行，仍不免鲁鱼之憾。

《宋代论语诠释研究》

当《论语解辑注》从《论孟》中辑出，通揽诵读，蓦然回首，于《语录》苦思觅想处，《论语解》早已活脱脱展现。恍然知二者先基后塔，起承关联，非分立割断。方知逆水行舟，洪荒之累，前早有渡桥达岸。古人一句“《论语解》先行于世”，竟有深奥这般。至此。惟余自嘲见少知寡，学识浅显。

精读细品，不留空白，再三玩味，方得旨要。

显道为文，或明快，或缜密，或高奥超逸，俱陈文中。

以《论语解辑注》例，明快者，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敬者，常惺惺法”“穷理只是寻个是处”“事亲从兄时，可以知得仁”。一语中的者，无须多言。缜密者，如“三十而立”，环环相扣，互为表里，归于“道之精粗，熟与不熟”而已。

再如“三省吾身”“四人问孝”“五人问仁”“不重则不威”“吾道一以贯之”等章则洋洋洒洒，无不大观盈耳，其逻辑缜密则不透风雨，必紧扣行文审慎精读，方见文思之臻，阐述之彻。

高妙者如“仁而不武，如公子家”“恂恂仁者如吴佑，而能抗跋扈之威”“孔文子之文，与经天纬地之文异”，“苟不至于不违之地，则与亡则书无以异”“泰则宜其骄，而卒归于不骄；骄者宜其泰，而卒归于不泰”。

《宋明理学视域下的〈论语〉诠释研究》

再有环顾左右而言他者，看似闲话冷语，于“子曰”无干，最易疏忽，力索当知其引汗青如江河之行地，恰似醍醐灌顶，其超逸高妙莫不心悦诚服。跨过崎岖处，方见霞满天。如朱熹所言：“《论语》上蔡解极多”，“所见透彻无隔碍处”。

六百年后，其先蔡人迁仪封、光绪年间入孔庙、清“礼乐名臣”张伯行于福州正谊堂这样评价谢良佐：“道之将行，名显身尊而功立；其将废也，行修经明而言立。

余读《上蔡语录》三篇，其理本身而具，其教即世而兴。小而明物之陈，大而纲常之纪。开之尽其物，而充之有以达其材；防之多其途，而养之有以全其性。盖其所鐘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学而得其统宗。”其论可谓达至。

《上蔡先生语录译注》出版后，合众人之力，积经年之功，将《论语解》从古籍中辑出，圆散佚之缺，还历史本真。审视原著，标点校勘注释，将古籍标以时代印记，承当今人整备之职责。

《论语解辑注》成书，仰赖众师友提携。尤得王钢、张弦生二位老师及新秀李祖哲倾力襄助。编辑出版家、文献学家、文心社原社长王钢先生学养深厚，有文献专著多部为道中人誉。

先生垂顾，择文献校勘、底本去取从善等，指导立框于始终。又披览古籍，剥茧于瀚海，指迷津于正途，使吾辈擅入者除却翻拣之劳。又亲为编审，拨讹扶正。

又得编审大家、古籍社元老、原副总编、宽厚长者张弦生先生青目。先生耄耋之年，眉寿颜堂，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毕生以编校为荣，经其编审成名家者众。

《贞观政要》

书稿呈先生时，正值《杜甫全集详注》五百万字文稿居之案首。先生移步，欣然赐教，常面命耳训于当堂，或披览捉刀于通宵。疫期暑热，赤膊判改在寝，缜密审读，校勘正误，力求臻至精到，杜绝灾梨祸枣。

先生一丝不苟，严谨博通，不避高年与寒暑，提携后学，足见为人师之敦厚周慎，尤令笔者动容。

编审之余，二位又命笔或题序或评书。所述之言，大方之论，俱可师法。祖哲老弟，年少博才，谦恭笃诚，奋力有为。疫中阖家为“阳”，仍抱病校勘于堂。社事编事老少事，唯此为大。

文友李道清先生，居遂平风景名胜之邦。玉在山而林润，先生才思敏博，常有诗文、书法登大雅。公干荣退，赋闲勤耕，有诗文集续刊行。拜读大作，如清水芙蓉，高雅脱俗，于隽逸超然中写山水本真。

《朱胜非集校注》，杨周靖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26年5月版。

《论语解辑注》脱稿，邀其斧正，其见多有雅意，亲题跋文为本书张目，故常引为善友。师友高义，提携情深，又为文献整理鼓呼，其思远矣。贵人相助，何书不成，感佩之意无以言表。

《论语解辑注》推进之中，欣闻国政《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于壬寅年甲辰月（2022.4.11）发布，喜从天降。有德政化雨，良师友援手，执政守土者不计财力有缺，时有抹公帑相济，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古籍文献整理为文明根脉传承，国是之大计，方土亦然。事关文化复兴，绍前贤益后学，为迭代之赓续。

吾辈相聚，皆在花甲，然持余热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不敢有老树春深著花之夸，但有抛砖引玉之期，一为志趣，二为参与，三为司今人之责，以彰新政之远谋，以贺古籍文献整理之春至。

是为记。

上蔡杨周靖

记于癸卯年元日

《李斯集译注》

编后语

文献典籍的生生不息保证了中华文明根脉的传承发展。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各种文献在中原大地源远流长、浩如烟海。

由于记录手段的落后，加上战争及各种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文献的流传就像沙漠里的河流，流着流着就断了，有些留下了名字，有些则音信皆无。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篇》3.9)

正因为对文献不足带来的困难与困惑感同身受，孔子对文献分外重视。他“述而不作”，穷毕生精力整理了《六经》等文献，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整理文献的一些原则。

文献传承，整理为先。《论语解辑注》一书是乡贤杨周靖诸君的古籍整理之作，对古籍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

《论语解辑注》一书，是我社已出版的《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的姊妹篇。原作是北宋理学家谢良佐。谢良佐，北宋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是理学大家二程的学生，为程门弟子“四先生”之首，又受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尊崇，因此他是程朱理学的关键枢纽人物，清道光年间，得以从祀孔庙。由此也可见其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

谢良佐的主要著作有《论语解》和《上蔡先生语录》两种，后者有几十种版本流布，但前者原书已散逸，只分散见于朱熹的《论孟精义》《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等书中。

杨周靖先生是上蔡人，曾任职县高中语文教师和一中校长，退休后，携同人致力整理乡贤著作，在整理出版《李斯集译注》和《上蔡先生语录译注》后，又组织同人，爬梳剔抉，从朱熹著作和其他多种文献中，辑录《论语解》，成为此书。在此工作中，得到河南文献学家王钢先生的指导，从底本的选择，到注释书证等诸多方面悉心帮助，使本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论语解辑注》是将谢良佐说《论语》语录辑录成册的一本书，弥补了原书散逸的缺憾。全书分为正编、补编、附篇三部分。正编辑录《论语解》语录 473 条，校勘增录 47 条，共计 520 条:补编辑录《朱子语类》 中 61 条列为《余说》;附篇辑录《孟子解》语录 12 条,《中庸解》1条，共计 74 条，总计 594条。本书所辑录的语录在底本选取上主编杨周靖先生下了极大的功夫，这为本书的高质量出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上面已经基本阐述了本书的成书过程，下面再说说本书作者杨周靖先生。

古籍整理是十分枯燥的工作，但是古籍得以传承后世又需要像杨周靖诸君这样的有心之人才能完成。

杨周靖先生是我社老社长孙鑫亭先生在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他对我社极其信赖，先后在我社出版了《历代蔡姓名人传略》《李斯集译注》《上蔡先生语录译注》等古籍整理著作，其整理水平也在文献专家王钢先生、我社原副总编张弦生先生的指导下日益精进。《论语解辑注》一书可以说展现了其在古籍整理方面扎实的功底。

《中州古籍出版社建社30年图书要目》

作为《李斯集译注》《上蔡先生语录译注》《论语解辑注》三种书的责编，我深感自己是幸运的。作为一名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能够遇到杨周靖先生这样热衷于古籍整理工作的作者，我对其也是十分敬佩、感谢的。

最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像杨先生团队这样的队伍，沉下心去，为古籍的传承贡献力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本书责任编辑李祖哲

2023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