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私有化能救国救民？孙玉良：资本主义只能把中国带入万丈深渊

文｜孙玉良

近年来，舆论场上一股鼓吹“全面私有化”的思潮暗流涌动。与我互动的网友中，也有人把全盘西化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钥匙”，把国有经济污名化为“发展包袱”，动辄搬出西方理论和所谓“国际案例”，试图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我认为：全面私有化绝非救国救民之道，如果这条道路可行，那牺牲几千万烈士成立新中国干什么呢？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把中国带入万丈深渊。

私有制已经实行了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管如何改头换面，都是私有制的变种，而私有制的所谓“自由竞争”，本质上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在奴隶社会，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多数人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将农民束缚于地主的庄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本质是“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换句话说，少数人的富足，建立在多数人的匮乏之上，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痼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如果任由这一逻辑主导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将被资本吞噬，权力将被金钱左右，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成果将付诸东流。

那些鼓吹全面私有化的人，最怕的就是人们回顾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私有化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灾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拯救俄罗斯的“救世灵方”。然而结果如何呢？看看现在的俄罗斯就知道了。俄式私有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崩溃，更是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苏联解体后，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控制经济、财阀收买媒体、寡头插手政治”的局面。美国金融大亨索罗斯曾公开批评俄罗斯私有化为“掠夺式、强盗式、野蛮的”，并直言“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

拉美国家的遭遇同样令人警醒。阿根廷在梅内姆执政时期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失业问题恶化，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公用事业私有化被认为是影响拉美地区社会稳定、爆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2000年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因供水企业私有化爆发抗议活动，2002年秘鲁阿雷基帕市也爆发社会骚乱。21世纪初，阿根廷陷入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并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这些铁的事实无不昭示：全面私有化不仅不能救国救民，反而会将国家和人民推向深渊。

与全面私有化的灾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国有经济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如果没有国有企业长期承担大量社会责任，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依我看，许多机构是不应该私有化的，比如教育部门、医疗部门、铁路部门、国防部门、金融部门等等，不但不应该让它进入市场，不应该私有化，而应该让它永远属于国有性质，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公有制经济绝对不能否定，绝不能“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国有企业不仅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

全面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还有一个天真的幻想：认为资本主义会自动向社会主义过渡，资本家会主动交出权力。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资本家要是肯乖乖交出权力，母猪都能上树。资本家拥有的不仅仅是口袋里的亿万钞票，更是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对媒体舆论的把持、对国家机器的渗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危及资本核心利益的变革都会被制度本身天然拒之门外。纯粹的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导向共同富裕，反而会因为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马太效应，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残酷局面。若任由资本主导逻辑泛滥，所谓的“发展”必将是病态的发展，最终导致“先富”非但不会带动“后富”，反而会通过垄断资源不断加固阶层壁垒，把沉重的代价转嫁给普通劳动者。

那些以“反极左”为遮羞布、行私有化之实的人，其真实目的是将中国拖入全面私有化、全盘西化的歧途，走少数人垄断财富、多数人沦为附庸的资本主义老路。这是一条通往深渊的道路，苏联和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全面私有化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向着公有制方向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