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史学的发展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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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肆》

　　印度文明是多个源流还是单一源流？印度社会是多元文化社会，还是以婆罗门教、印度教文化为主的社会?

　　印度史学是在英国殖民统治进入、巩固、衰退的两个世纪，即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形成的学科。自1947年印度独立，史学的发展继承了英殖民时期建立的框架和概念，同时驳斥了英帝国主义的学者对印度历史的具体解释。迄今70年来，史学的研究和教学成为印度学界、政界、社会各个团体争论和关注的焦点，是建立印度民族认同的核心。印度各界之所以对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如此关注，是因为对印度文化源流的认识指导人们应对当前社会问题和危机的态度，以及确认现代印度国家在世界历史和当前国际社会的位置。所有争论的内在含义都是寻找印度文明的根源和性质：印度文明是多个源流还是单一源流？印度社会是多元文化社会，还是以婆罗门教、印度教文化为主的社会?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中期与法国殖民势力争夺印度最终取胜。为了有效地夺取印度的财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印度文化历史进行研究。语言学家兼法学家威廉·琼斯领导亚细亚学社，搜集、研究印度的文化遗产，发现了自古至今各种文字书写的铭文、书稿。这些原始资料的搜藏、注释、翻译、出版为近代印度对古代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琼斯在到达印度之前已经掌握十几种语言，其中波斯语是他到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工作语言，因为东印度公司名义上的宗主是莫卧儿王朝，而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但是他很快发现印度普通人民并不懂波斯语，北方各地的方言都有关联，同属“印度斯坦语”，同时这些方言都与印度教的宗教语言梵文有关。他进一步研究发现梵文与古代希腊语同出一源，与拉丁语、古波斯语是同族。琼斯的研究和亚细亚学社的搜藏引起欧洲学者对印度语言和文化的兴趣。

　　《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罗伯特·克莱武与米尔·贾法尔的会面》，佛兰西斯·海曼绘，克莱武为东印度公司任命的第一位印度孟加拉省总督

　　欧洲的学者努力解析印度次大陆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时候，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巩固的时期，欧洲学者们对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现象提出理论分析。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科学技术、工商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强烈的优越感。英国、荷兰、法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是欧洲民族国家相互争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进展和成果带来的新的宇宙观和人文观，与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相符，而且在有些问题上是对立的。

　　威廉·琼斯、马科斯·缪勒等人关于梵文的研究就属于上述趋势中的一例。琼斯提出的梵文与欧洲各种语言的关联，发展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学科。在琼斯学说的基础上，牛津大学任教的德国学者马科斯·缪勒提出梵语民族与欧洲的诸民族同出一宗、印欧语系的民族同属雅利安人种的理论。缪勒把语言作为判断种族的标准，与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所持的用肤色和体型作为种族的标准是冲突的。

　　他把棕色皮肤的印度人包容在“高等智力”的雅利安人种里，也是欧洲殖民主义者不能接受的，因而在人种学和种族主义风行的欧洲没有得到很多支持。雅利安人种的概念，到20世纪被修改为以北欧白人的体质为标准的人种定义，得到纳粹政权的推行。但是，缪勒以语言为标准的雅利安人种的概念在印度很快得到婆罗门出身的学者的支持，因为梵文是婆罗门祭司从小学习的宗教语言，被认为是印度北方诸方言的祖先语言。掌握梵文的婆罗门自然与他们的殖民地统治者同属雅利安人种，在智力上相当。

　　印度的婆罗门祭司，麦肯齐·唐纳德·亚历山大摄

　　但是把雅利安民族国家的概念用到印度历史上有相当的困难。婆罗门只是在宗教祭祀场合念诵梵文经典，在日常生活中早就不说梵语，北方的印度斯坦方言虽然同出一宗，由于用不同的字母文字书写，各个地方语言产生了各自的文学，差异很大，往往不能交流，同时各地的居民从婆罗门到贱民都说当地的方言，他们是否属于雅利安人种或民族?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相当多，他们生活在印度教社会中，也说同样的语言，他们算什么人种和民族呢?同时印度有很多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南方的各种方言属于泰米尔语系，那里的婆罗门的母语和当地贱民是一样的，印度各地都有生活在山林水泽的部落，各有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又与城市和农耕社会有密切的交往，他们在雅利安民族国家中将是什么地位?简言之，印度错综复杂的语言文化、种姓等因素使得印度独立运动的学者用种族理论建立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不合常理、逻辑不通的。

　　亚细亚学社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印度考古局19世纪中期开始全面推动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前所未知的古代印度的辉煌。铭文、手稿、建筑遗迹、文物以及系统的考古发掘报告相互印证，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历史的轮廓开始清晰。最早的印度教文献《吠陀》是印欧语系社会进入南亚的初期即公元前一两千年的祭祀颂诗，是印度教最神圣的经典，曾被当作印度历史的源流。20世纪初印度河文明的发现不仅把印度历史推早一千多年，而且证实这个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社会有密切商业交往的城市文明，与后来的吠陀文明属于不同的文化语言体系。印度河文明的文字至今未能解读，但是高度城市规划体系和水利工程显示它的文明高度，与同时代的西亚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印度远古有早于吠陀文化的文明源流。

　　欧洲学者对保存在斯里兰卡的巴利文佛教典籍的研究使人看到佛所生活及嗣后几个世纪北印度城市崛起的生动画面。在释迦牟尼涅槃200年之后统一印度的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并不见于婆罗门书写的文献，但是在传到外域的佛教文献中有极高的声誉。他在位期间发布了很多圣旨，刻写在印度南北东西的巨型石柱和石崖上。这些铭文的语言是当地的俗语，在西北部的铭文还有波斯帝国的阿拉美语和希腊语，因为波斯帝国和希腊化国家曾在那里驻足。印度考古局搜集并解读这些圣旨铭文，但长期找不到文献中记载的相应的帝王。而在解读这些铭文的时候发现了阿育王的名字，证明了阿育王确实是印度历史上的伟大帝王。而且铭文的俗梵语与巴利文佛经的语言结构基本一致，证实了巴利文佛教典籍的历史可靠性。崇信佛教的阿育王有效地统治了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帝国，说明婆罗门教体系并不是一贯的统治意识形态。

　　阿育王石刻铭文，出土于阿富汗的坎大哈

　　考古学、铭文学、货币学、艺术史的研究进展不断揭示，印度自古就是多种文化并行与交融的社会。英国为了有效地统治印度所推行的文化和教育，拓宽了印度知识分子的眼界，不仅使他们看到古代文化的辉煌，而且认识到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甘地在英国取得法律学位之后，到南非的印度移民社会做律师。那里印度教徒、穆斯林、律师、商人、婆罗门、贱民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眼里都是黑皮肤的下等人。甘地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印度领导反英运动时，他力主印度教本身是包容各种不同教派的，印度教自始就能与其他教派和平相处。不幸的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大印度教组织不能容忍甘地的思想，在印度独立后四个月(1948年1月30日)刺杀了印度人民的这位精神领袖。

　　甘地纺纱，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

　　刺杀甘地的国土自卫会(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是独立运动的一股暗流。领导者都是婆罗门，以保护圣牛为旗号，动员印度教民反对穆斯林等非印度教民众。甘地的去世暴露出这类组织的暴力行为对社会安宁的威胁。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政党国大党的领袖暨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宣布RSS非法，但是其组织转入地下，继续发展。这类组织成为大印度教政党在印度当政的基础，并且建立了印度教就是印度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在印度独立70年以来，每有时机，这类组织就修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禁止著名历史学家阐述古代印度文化的多元性的教科书。这股势力的发展威胁印度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加剧印度社会各个教派、语言文化区域，以及种姓、阶级之间的仇恨与冲突。印度历史学家和各界学者为捍卫历史研究的严肃性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推动了历史学和有关学科的发展，使得学者们的眼界扩展到全球，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

　　独立的印度共和国从血腥的印巴分治走出来，面对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国家的各种阻力。印度总理尼赫鲁本人也是婆罗门，但他关注印度在殖民地期间的语言学、考古、铭文学等学术发展，对印度文化源流的多样性有见解。英殖民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独立运动的领袖统统关进监狱，尼赫鲁1944年在监禁中完成《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书，总结了英殖民统治时期古代文化历史研究，为领导独立的印度共和国做准备。但是，在失去殖民政府高压控制的新印度，错综复杂的宗教、语言、种姓、阶级、党派的分歧与争执是建立和巩固统一国家政体的极大障碍。

　　甘地(右)与尼赫鲁(左)

　　印度国大党的领袖决定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为和谐社会推动者的楷模。阿育王在位的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疆域几乎伸展到南亚次大陆除外南亚半岛尖端的全部。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各种不同宗教、语言、相貌的社会群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谋生。阿育王并不把自己的佛教信仰强加给全体臣民。婆罗门教在教民中建立了种姓等级制，即四个“瓦尔纳”。婆罗门与神交流，是最高级的种姓，刹帝利是武士种姓，吠舍是平民，首陀罗是农民。在城市发展起来后，又出现了种姓体系之外的贱民，从事垃圾清扫。这个种姓制度是婆罗门的理想，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佛教、耆那教等反婆罗门正统的教派认知各种姓集团存在的现实，但是并不承认这个等级秩序。有钱的商人和行会头领未必出身高级种姓，在各国的政治军事决策时却是举足轻重。在城市、乡村之间还有很多化外部落，不属于印欧语系，不拜主流社会的神，有自己的偶像，向城乡提供森林水泽的产品，例如驯养好的象和象牙、建筑木材和燃料等。这些人不把自己当作帝国的臣民，时不时劫持商旅，抢劫村庄。阿育王的第十三号摩崖圣旨是对他的统治思想和国情的全面总结。他开诚布公地宣布在他加冕后的第八年发动了征服偈陵伽的战争。虽然战争胜利了，偈陵伽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但是造成大量的伤亡，殃及死难伤残者的亲朋以及当地的人民：

　　......朕天宠慈颜最为难过的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管是婆罗门还是沙门，还是各种其他教派，还是尊重服从长者、父母、师尊，友善亲朋好友同行，善待奴仆的居士，都遭受暴力、伤残和亲朋的分离之苦。即使侥幸存活、自己家属也未罹难，而伤亡者，亲朋好友、熟人同行的悲惨命运也使他们痛苦不已。全体人民的苦难使得朕天宠慈颜心情极其沉重。普天之下，除了希腊人以外，没有一处人们不是遵循婆罗门的或者沙门的教派，没有一处人们不是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宗教。如今如果出现偈陵伽征服战造成的伤亡流放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情况，也会使得朕天宠慈颜感到心情极其沉重。

　　朕天宠慈颜相信应该宽恕行为不轨的人，直到可以宽恕的程度。朕天宠慈颜招抚帝国之内的森林部落的人民，同时他警告他们:他即使在痛改前非的心境中，也是有权力的君主。他要求他们改悔，否则会受到镇压。因为朕天宠慈颜希望一切生灵都不遭杀戮，都能自律，都心态平和友善。

　　这里的“沙门”是指佛教等反婆罗门教的宗教人士，加上诸非主流派，都在阿育王的保护之下。对化外的部落没有办法讲道理，只能是容忍和镇压同时进行。

　　印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决定把阿育王最著名的圣旨铭文石柱顶，即四头雄狮面对四方的精美石雕当作印度的国徽，印在货币上。共和国的货币卢比上有十四种南北方的文字。印度走向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是大印度教主义。同时语言问题也造成分裂危机。印度大地通行几十种语言，大致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系。使用最广泛的印地语不足人口半数，南方人坚决反对把印地语定为国语。印度教的种姓制是人类社会最顽固的等级制度。印度社会的阶级分化与种姓等级有所重合，但是并不相同。因此印度共产党等左派力量对解决穷苦贱民问题的抗争遇到印度教宗教势力的抵制。印度的政治体制模仿英国的议会制，由议会多数派的领袖担任国家总理。印度人民党争取选票的主要形式就是争取贫苦印度教选民的支持。

　　印度国徽

　　有些学者认为应当使人民看到印度历史的多源流、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例如论文集《诸多罗摩衍那》(Many Ramayanas)用翔实的考据研究指出罗摩的故事自古就在各个不同宗教传统中有记载。佛教的罗摩讲的不是争夺王位，而是清心寡欲。在耆那教古卷中，罗摩不是英雄，而是个恶人。各地人民把罗摩的故事转写为当地的情节。也就是说，印度人民自古以来对罗摩的传说各持己见，所以并不能说不同意《罗摩衍那》史诗的就不是印度人。

　　在美国哈佛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玛尔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教并不是教义严谨的宗教，而是有包罗万象的文化传统。他的论文集《爱争论的印度人》(The Argumentative Indian)集思广议、深入浅出，用生动的实例说明印度教的本质是把各种文化吸收进印度文化的海洋，而不是排除门外。自古印度教民崇拜各种神，也可以不信任何神。人们不断争论，通过争论表达不同的意见就是印度教文化的本质。

　　当今印度古代历史的权威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所著的《索玛纳塔》(Somanatha)一书是针对有关来自阿富汗的突厥伊斯兰教一次入侵的历史记载的史学史研究。阿富汗伽兹尼的苏丹王马穆德于11世纪初期多次入侵印度，长驱直入繁华的城市和港口，劫掠财富后即撤回阿富汗。对波斯、突厥方面的史料分析看出突厥穆斯林学者包括马穆德的赞美者和批评者都把马穆德攻打、抢劫海港城市索玛纳塔的事件描述为对印度教的一次重大打击。同时当地的印度教神庙的铭文记载和民间文学都对这段历史只字不提。塔帕提出的问题并不是马穆德进攻印度教神庙的事件是否发生、是不是伤害了印度教，而是指出当事人和观望者为了自身当前的利益采取或者忘却、或者修改历史记载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历史学家要用客观的眼光审视历史记载。

　　印度历史学家和各界学者为捍卫历史研究的严肃性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推动了历史学和有关学科的发展，使得学者们的眼界扩展到全球，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理性的声音，为社会中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们高举指路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