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北京客舍里，53岁的归有光又一次铺开试卷，准备参加会试。与他同住的，多是二三十岁的举子。有人认出，这位看似沉默的老考生，正是文章名家。
“原来《文章指南》里的归先生，就是您？”
归有光只拱了拱手：“文章能传，功名未必。”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很贴合他的处境。此时的归有光，早已不是籍籍无名的读书人。他在江南讲学多年，门下弟子众多，文名也早已传开，可在科举这道门前，他仍是一个屡次落榜的老举子。
归有光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归氏曾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家，曾祖父归凤中过举，做过知县，只是去世较早。到了祖父归绅、父亲归正这一代，家道逐渐衰落，科场失意也使家族失去了原有的声望。
对少年归有光而言，读书不只是个人兴趣，更像是一条必须走通的路。家中缺少产业，门第日渐冷落，若想改变境遇，最现实的办法便是通过科举入仕。他七岁入学，九岁能作文，十四岁参加童子试，二十岁考取苏州府学第一名，早年确实显露出过人的才华。
然而，早慧并不等于顺遂。
归有光参加乡试时，已经显出与同龄人不同的沉稳和老成。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中应天府乡试，成为举人。按常理说，这已经迈过了重要门槛，可真正艰难的会试之路，才刚刚开始。
此后，他多次赴京应试，屡屡名落孙山。江南到京师，水陆往返数千里，一次出行往往耗去数月。归有光身边常只有童仆任申相伴，行囊不丰，年纪却一年大过一年。别人赶考是人生起步，他赶考，却像是在与岁月争执。
落榜之后，他并没有闲居度日。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继续聚拢读书人的力量，他在昆山设馆讲学，后世称其为“震川先生”。白天授徒，夜里读书，讲解经义与文章之外，仍把进士功名视作未完成的心愿。
更深的打击，来自家庭。
归有光幼年丧母，成年后又接连经历亲人离世。发妻魏氏早逝，妻妾、子女也有多人先后病故。归有光一生并非只有科场失意，亲情上的缺口同样反复撕开他的生活。那些事情没有被他写成惊天动地的悲剧，往往只藏在一间屋子、一件旧物、几句家常话里。
《项脊轩志》便是这样写成的。
项脊轩原本只是归家旧屋中的一间小书斋，狭窄、破旧，甚至需要修补。可在归有光笔下，这间屋子连接起祖母的叮咛、母亲的身影、妻子的往事，也承载着归氏家族由盛转衰的痕迹。空间不大，时间却一层层压了进来。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
没有痛哭，也没有铺陈。只说树是妻子亲手种下，如今已经枝叶成荫。可树在生长，人却不在了。归有光最厉害的地方，正是把巨大的悲痛压进极平常的叙述中，让读者在停顿之间感到分量。
他的《先妣事略》写母亲，《寒花葬志》写身边亲人，文字都不华丽。一个动作，一句问答，一件旧物，便能让人物从纸面上站起来。那种写法不像刻意作文，倒像人在灯下慢慢回忆，想到哪里，便说到哪里。
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长期科考失败，使他熟悉失望；亲人相继去世，又使他无法回避生死。功名与亲情，本来是两条路，到了归有光笔下，却互相缠绕。正因为失去得多，他才格外珍惜那些细小的相聚。
嘉靖三十八年赴京会试，归有光再次落榜。那时许多年轻举子把他的文章当作范本，却不明白这位作者为何还要奔波于考场。对他们而言，归有光已经是名家；对归有光自己而言，门还没有真正打开。
他没有因此放弃。数年之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终于考中进士，列三甲，时年虚岁六十。这个结果来得太迟，迟到许多同辈已经离开官场，迟到他的头发和身体都不再适合长途奔波。
中进士后，他被授为浙江长兴知县。任职期间，归有光并未把晚年仕途当作一种装饰，而是认真处理地方事务，整顿积弊，体察民情。只是地方事务牵涉豪强与官场关系，他任职不久便被调离。
后来，他任南京太仆寺寺丞，并参与纂修《世宗实录》。这段仕途虽然来得迟，却让他终于有机会施展所学。遗憾的是，长期劳苦已经损耗身体。隆庆五年（1571年），归有光病逝，享年六十五岁，虚岁六十六。
他的官职不算显赫，仕途也十分短暂。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写在旧屋、庭院和家人身上的文字。王世贞称许其文章，黄宗羲也对其文名评价极高。归有光没有把苦难写成激烈的控诉，而是将它化入日常叙事，写出一盏灯、一株树、一间屋子背后的生离死别。
这正是《项脊轩志》动人的缘由：它写的是归家旧事，却没有停留在一家一姓；写的是个人哀痛，却让无数读者在平淡语句中听见自己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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