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独生女因病离世，与她交往同居十余年的男友没有离开，而是以“女婿”身份留下，为其年迈的母亲养老送终。
老人身故后，老人的外甥女却将“女婿”诉至法院，要求代位继承房产、现金、股票等价值约500万元遗产。
案情简介
被继承人谢某育有一女林某，林某与被告陈某系恋人关系，谢某、林某、陈某三人曾共同居住生活十余年。2021年，林某因病离世，年迈的谢某失去了唯一的至亲。
出于对陈某十余年真心相待的信任，2021年9月，谢某与陈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陈某负责其生养死葬，谢某去世后将名下一套房屋及屋内财产赠与陈某；同年10月，双方又签订并公证《赠与合同》，约定谢某将名下两套房屋赠与陈某，陈某则应为其提供住所、负担生活与医疗开支，并在谢某去世后操办丧葬事宜。
协议签订后，陈某一直照顾谢某生活起居。2023年2月，谢某去世，陈某依约操办丧葬事宜，并取得相应财产。
原告郑某系谢某的外甥女。谢某身故后，郑某多次和陈某协商遗产继承事项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根据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代位继承谢某遗产。
郑某提出，自己曾探望、照顾过谢某，有权代位继承谢某遗产。
陈某则认为，老人几年前曾摔跤骨折，无人问津，其独生女林某离世后，老人无人寄托，这才立下遗赠协议和赠与协议，其已经按照约定悉心照料老人至身故。
法院审理
武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陈某提交的《遗赠扶养协议》《赠与合同》及公证书、协议订立时的音像视频等证据，能够确认上述协议的订立是出于谢某的真实意愿，合法有效。陈某在谢某生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聘请护工，在谢某去世后为其办理丧葬事务，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生养死葬义务，因此对谢某的遗产应当按照协议处理。
郑某虽曾在谢某生前与其保持联系并探望谢某，但不能举证证明谢某存在将遗产分配给郑某的有效遗嘱。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无论是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均不能对抗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效力。
因此，郑某请求由其继承谢某的遗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驳回郑某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遗赠扶养协议是老年人自主安排身后事务、保障自身老有所养的重要制度工具。合法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优先于法定继承，受赠人实际履行生养死葬义务后，有权依约取得相应财产。
本案中，谢某所签署的遗赠扶养协议与附义务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体现了谢某将财产赠与长期扶养自己的陈某的真实意愿。而陈某年过七旬，仍尽心全面履行了对未婚妻母亲的生养死葬义务，值得肯定。
因此，法院裁判肯定实质履行扶养义务的陈某有依约获得相应财产的权利，依法驳回了谢某其他亲属主张继承遗产的请求，在充分尊重老年人自主安排的同时，有助于破除“唯血亲继承”的认知误区，引导社会正确看待非典型扶养关系中的善意义举，实现老年人老有所托、尽责者老有所获，弘扬敬老爱老、互助友爱的优良风尚。
来源：PWM私人财富管理师
审稿：刘婷
责任编辑：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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