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3年10月，中共天台县委举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报告会，特邀抗战时期台属特委老同志作报告。听报告的有天台县级机关和城关镇机关干部、党团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天台的指战员，共五百多人。
我的老家是江西上饶，1929年跟方志敏同志出来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初改为挺进师进入浙江，在浙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受浙江省委指派，和陈阜、张忍之同志一起来台州，做恢复发展党组织工作。
我参加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担任没收委员会的主任，任务就是打土豪，没收地主劣绅、买办资本家的财产，一部份分给群众，一部份作部队的给养。当时每个红军战士，一天七分钱的菜金，一月三斗三升大米，生活十分艰苦。
国民党反动派调来大量的兵力，对我们前堵后截，层层围剿，牺牲的人数是惊人的。在上饶为中心的周围一片土地上，就牺牲了几十万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
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就是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绝大多数党员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只要是党给予的任务，就不怕艰难困苦，毫不动摇，奋斗到底。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先烈们。
我们是在敌人的封锁、围困中进入浙江的。当时，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被敌人切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按中央的意图办。
为了了解党中央的意图，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千方百计地收集各种进步书刊和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进行研究，分析形势，了解党中央的动向。一九三五年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即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们是从一本进步刊物上看到的。
在游击战争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没有忘记共产党员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都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在浙南坚持斗争的时间里，敌人调动四十多团的兵力，向我们五百多人的游击队进攻，我们化整为零打游击，浙南、浙西、浙东都有，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个仗，饭烧好也未不及吃。
有时我们与省委也失去了联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上级党组织的动向，力求在行动上与省委保持一致，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已正式形成的时候，我同粟裕同志住在遂昌门陈，因消息闭塞，我们还不知道。可是，在金衢平原传来了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改编了”等等。我们分析以后认为，可能第二次国共合作了。
为了摸清底细，我们派人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到溪口镇的区公所里，打电话问遂昌县县长。这个县长说“红军已改编了”，“红军也要开赴前方抗日”等。这证明我们分析是对的。于是，我们就公开打出旗号，写信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要求同他们举行谈判。
经过努力，谈判成功。以后我们知道浙江临时省委与国民党谈判成功，订了停战协定。于是，我们的部队开到平阳与刘英同志的部队会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