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三大奖加身，它凭什么成就国剧底气？

近两年的刑侦剧，哪一部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对此，不少观众给出的答案可能会是2024年首播时，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破万、云合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峰值达31.8%的《我是刑警》。

这个答案，也一定程度上在国剧三大奖的评委中达成了共识。

近日，电视剧《我是刑警》接连传出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好消息。

从热播时赢得观众，到播出近两年后持续获得专业认可，《我是刑警》的成绩为我们重新审视其创作价值提供了契机。

今天重看《我是刑警》，可以获得一种具体而踏实的信心。

国剧的创作传统依然能够演绎出新意，深掘现实依然能够打开叙事空间，尊重专业、沉心制作依然能够赢得观众。

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创作经验，在当下仍有生成新竞争力的可能。

这或许正是三大奖加身之后，《我是刑警》值得继续讨论的意义。

重看《我是刑警》，依旧会被它返璞归真的纪实感所打动。

它唤醒了人们对国产刑侦剧的“肌肉记忆”，也让这条曾经深受欢迎的创作道路重获竞争力。

回看纪实派刑侦剧这条创作道路，我们既能数出像《九一八大案纪实》《12·1枪杀大案》这样由办案人员真实出演的硬核之作，也有像《命案十三宗》《湄公河大案》一般脍炙人口的真实大案改编剧，还有像《中国神探》《刑警队长》这样从英模人物出发，串联真实案件、塑造警察群像的佳作……

它们延续着深入采访、复原现实的准则，积累出了一整套理解案件、人物、民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创作经验。

只是，自网络悬疑剧兴起以来，本格推理的谜题诡计与社会派推理的犯罪动机追问成为创新主潮，纪实传统反倒退居支流。

观众是否还需要纪实派的刑侦剧？在《我是刑警》启动创作时，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答案。

但对于这个深入刑侦一线创作而来的剧本，主创们依旧坚定选择了纪实派的创作取向。

让案件在具体的时代、地域与职业生活中展开，使观众感知现实本身的复杂与分量。

这种选择，首先体现在对侦破过程的关注。

比如，《我是刑警》中重点呈现的张克寒案。

它不强调案件的猎奇性、真相的悬疑性，而是用侦查和反侦查的平行视角展开案件。

张克寒怎样作案、如何藏匿，观众看得清楚，警方却仍在茫茫人海中，穷尽各种办法寻找他的踪迹。

紧张感来自警方的步步逼近，也来自观众对下一次犯罪的担忧。

到了清江爆炸案，刑警打格子、找物证，一次次扩大搜索范围。受挫与反复都获得了充分的叙事空间，侦破的艰难因此有了可以感知的重量。

纪实感也在那些难以预先设计的生活细节中生发。

比如，偷运黄豆的团伙，竟将《地道战》《水浒传》里的想象与迷信拜神混在一起；

再比如，张克寒一边流窜作案，一边又为婚恋关系暧昧游移。

罪行发生在具体的人间，人物带着各自的见识、欲望和生活习惯行动。这些粗粝、荒诞甚至带点喜感的细节，让案件与中国社会生活有了紧密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刑警》的成功证明，本土职业经验与社会生活拥有持续生成故事和美学的能力。国产剧的创新也可以从重新认识自身传统开始。

在纪实感之外，《我是刑警》的创作雄心还在于勾勒一部中国刑侦小史。

全剧重点呈现十五个案件，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这些案件各自标记着刑侦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刑警秦川（于和伟 饰）的成长，为这部小史提供了一条贯穿始终的人物线索。

他初入刑警队时，西山矿案的侦破大量依靠实地摸排、走访调查与痕迹检验。

随着案件推进，数字图像处理开始辅助指纹鉴定，监控录像逐渐成为追踪犯罪的重要工具，DNA技术则为一些长年未破的案件带来了新的可能。

与技术演进相伴的，还有办案机制的调整。

从秦川任职预审科的经历，到侦审合一的改革；从地方警队各自办案，到跨区域协调、并案侦查，剧集把这些影响刑侦效能的变化，编织进人物的职业道路。

到了张克寒案，技术上能够判断案件关联，实际工作中却仍然面临信息不畅、地方之间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

秦川承担的责任也随之扩大。他要寻找线索、判断案情，也要带队伍、协调资源、推动协作。个人能力的成长与刑侦系统突破原有局限的需要，在这里紧密相连。

人物的成长成为观察行业发展的刻度，行业的变化又不断向人物提出新的课题。

这一结构，在后半部的积案攻坚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的建设，让散落在不同地方的证据有了比对、关联的条件。但技术进步转化为破案能力，仍需要基础工作的积累、新旧侦查手段的衔接，以及不同岗位之间的配合。

因此，当良城等积案终于告破时，观众感受到的是长期的技术积累在侦办实践中的开花、结果。那些保存下来的物证、反复核查的线索，以及老一辈刑警未能放下的牵挂，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获得了回应。

前辈留下的未竟之事，由后来者接续完成，使命传承也就有了具体的内容。

把行业发展浓缩进案案相连的故事因果，是《我是刑警》对公安剧乃至行业剧创作的一份重要贡献。

比照近两年的精品剧集创作序列，这样的创作探索也有着更广泛的呼应。

《南来北往》借两代乘警的职业经历与车厢里的人来人往，写出铁路发展中的社会变迁；

《生命树》深入开发与保护的现实矛盾，让高原生态保护的历程进入人物命运……

深入现实，还要追问现实怎样形成、又怎样改变。这些作品共同提示，现实题材的开掘可以由一个人、一群人的生活，抵达对行业和社会运行的理解。

《我是刑警》的创作雄心，也得到了市场的充分回应。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黄金时段该剧收视率最高达2.633%，东方卫视、北京卫视跟播成绩均进入当月地方卫视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前五；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10467，位居平台2024年剧集热度榜首。

大屏与小屏的共同认可，充分证明了这部作品的市场竞争力。

《我是刑警》总制作人、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影视艺术总监郭现春，承担了联络采访、协调资源等重要工作。

2019年4月至11月，编剧徐萌深入各地刑侦警队，采访200多位民警，积累了200多万字采访笔记，仅创作大纲就有22万字。

二来，是让专业判断贯穿制作全过程。

面对这个厚重的剧本，导演惠楷栋选择了并非彼时市场主流的纪实风格。制片方对此给予了全面支持。

为了纪实二字，团队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筹备。摄影、美术、灯光人员一起走访取景地、接触刑侦专家，从警服制式、持枪方式到工作环境，逐项做实功课。

开机后，剧组在五个月里从重庆的炎夏辗转到东北的严冬，完成了近千个场景。

于和伟饰演的秦川是为全剧穿针引线的主角，戏份吃重。他以生活化的细节和富有灵气的二度创作，让这个正面人物有了鲜活、立体的面貌。

在群像戏中，他则甘当“背景板”，为其他演员配戏。

比如，秦川初入刑警队时，于和伟便主动提出，开会时秦川就应坐在中后排，等到角色发言时再给镜头。

这份对角色的尊重，也成就了全剧自然可信的职业氛围。

其他演员也把对角色的理解落实到具体的准备中。

饰演张克寒的胡明提前进组晒了十多天，只为让皮肤变得粗糙黝黑；

饰演持枪抢劫犯宋小军的李泓良，拍审讯戏时，在别人休息的间隙仍戴着手铐坐在原处，保持角色状态……

这些投入，最终转化为了人物的质感、环境的可信度和作品的意味。

三来，是以长远眼光为项目保驾护航。

从2019年3月正式启动到2024年末播出，《我是刑警》前后历时近六年。超高的题材难度、较大的投资体量和彼时尚待市场重新认可的纪实风格，都对制作方的判断力与抗风险能力提出了考验。

从立项到播出，制作方需要不断协调资源、应对风险，为主创的专业判断提供支撑，让项目在漫长的推进过程中坚守创作初衷、保证作品品质。

对作品负责也意味着认真对待它与观众之间的连接。为此，总制片人徐颐乐与主创、平台反复沟通，开展观众调研，持续推动剧本的戏剧化表达，让主流价值融入观众能够理解、共情的人物和故事中。

让有价值的作品获得持续支持，正是项目方为长剧积累续航能力的重要方式。

正如当下行业共识所示，国剧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没有捷径。

从传统中发现新的可能，从现实中获得人物和故事，以专业能力完成艺术转化。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行业大环境中，《我是刑警》让长期投入的价值变得具体。

它留给长剧的信心，既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中，也在尚待开掘的生活里。

继续向现实深处走，把熟悉的中国经验写出新的认识与力量，国产剧就有不断打开叙事空间、赢得观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