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奥斯卡影后奥利维娅·科尔曼在新片《柳条》中饰演一名孤独的渔妇，她花钱请一位懂神秘手艺的编篮匠，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柳条做的丈夫。
这部影片将于10月23日在院线上映，改编自厄休拉·威尔斯-琼斯的短篇小说《柳条丈夫》，由亚历克斯·休斯顿·菲舍尔与埃莉诺·威尔逊执导。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具体年代的中世纪村庄，镇上的人只以职业相称——男性用自己的行当，女性用丈夫的行当。唯一的例外是渔妇：她要么拒绝了婚姻的传统框架，要么被这个框架拒绝，于是人们用她自己的职业来称呼她。
村民们把她排挤在圈子边缘，表面理由是她的气味太重，算是职业带来的麻烦。但真正让她被推到社区边缘的，是她拒绝嵌进这套紧密捆绑的文化结构。海边村庄的女族长——裁缝的妻子，由伊丽莎白·德比齐饰演——用一副居高临下的微笑维持着这套秩序。这种社会约束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渔妇以反叛回应，裁缝的妻子则靠控制他人来缓解自己同样被束缚的感受。
影片的视觉也在强化这种压迫感：小镇显得狭小、搭建仓促，室内即便白天也昏暗，靠烛光照亮。相比之下，渔妇远离村庄的小屋孤立却开阔，四周是绿意和空间感。当柳条丈夫接手打理它，小屋逐渐变成一件被精心照料的作品，仿佛编篮匠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他的造物。
柳条丈夫由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饰演，形象由维塔工作室打造，辅以CGI增强，显得精致而珍贵。他受损时，观众会明白那伤害映照的是我们自己未能善待有价值之物。他虽透着诡异，却带着斯卡斯加德本人的自然美感，既是人之外的造物，又高于人。演员平静的声调贴合角色的天真，恰好呈现出柳条丈夫仅凭对人事的无知与不参与，就能指出人类世界哪里出了问题。
渔妇最初买下这个丈夫，是一种挑衅：她嘲弄村民把人剥去人性、彼此物化的习惯。角色在这里发生了倒转——她保留渔妇的名号，伴侣却只被叫作柳条丈夫。这让裁缝的妻子格外反感，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渴望渔妇享有的自由与目标感。对渔妇而言，工作既是必需也是馈赠，给了她意义，却也让她几乎没有朋友、常常一身脏污。这个被放逐、被误解的女人，在一个木制男人的刺人怀抱里，找到了村庄生活里普遍缺失的接纳与照料。她对柳条丈夫的感情比预想的更深，也因此落入真实依恋的软肋——嫉妒与猜疑，哪怕对象是她理论上"拥有"、甚至能兼作家具的丈夫。
演员们让这则高度风格化的寓言落了地。影片早期，科尔曼与德比齐仅用一个不超过30秒的眼神，就交代了两个女人彼此理解、羡慕又厌恶的全部过往。科尔曼把渔妇发现柳条丈夫夜间带来的欢愉时的那股雀跃演得真切，又不至于滑稽到让观众与角色拉开距离。她的表演让观众获得宣泄：从深度的脆弱与自我破坏，走向一个接过手中礼物、并把它活出样子的女人。
影片也在问观众：我们允许自己拥有多少美好，又会在多大程度上亲手毁掉它，往往出于害怕它不真实、不配得、终将背叛自己。一个被告知自己不值钱的女人，必须挣扎着允许自己感受快乐，并相信甜至少能与苦持平。整座村庄通过围观这段非正统的关系，也被迫面对同一个问题。
主题上，影片对父权制的敲打直白得像一根棍子：光是在名字里，女人就被缩减为财产。裁缝的妻子小气、被动攻击、具破坏性，很大程度上因为她的天赋至多被闲置、最坏被彻底压制。村民们的生活陷入危险，是因为没人愿意指出掌管关键设施的人喝醉了、无能，或者常常两者兼有。所有人都为这些板结的传统付出代价。
彼得·丁拉基饰演的编篮匠游离于小镇之外，但与渔妇不同，他并不与小镇对立。他因此像观众的替身：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察者或希腊歌队，时而独白、叙述事件，并做出最终评判。丁拉基为角色注入愉悦感，演出了编篮匠在受限框架内创作的乐趣，以及做到超出自己想象之事的状态。他的同情主要留给渔妇这样的局外人，也鄙夷村民们无力把同情分给她、甚至分给自己。
说到底，是一个柳条做的男人让这座小镇看见何为完整、何为真正的人。他看世界的方式不受文化规训的污染，像一面往往不受欢迎的镜子，照出日常生活的荒诞。影片最终赞许的是大胆去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家庭、志业、两者，或别的什么——而不需要谁的批准。整部影片约1小时45分钟，故事讲得相当直接，两位导演手法稳健，技术元素与演员阵容共同撑起一次沉浸式的想象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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