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滤网引发的惨案：苏联上百人死于炭疽，真相被掩盖13年

1979年的苏联发生过两件大事，一件广为人知——苏联出兵阿富汗，另一件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泄漏事件就鲜为人知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带有浓厚苏联印记、由生化武器泄漏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这座城市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乌拉尔山脉东麓，距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约1450公里，城中的伊谢季河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俄罗斯重要的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科研中心，被誉为“乌拉尔之都”。

城市始建于1723年，以当时的俄国皇后、也就是后来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名字命名。苏联时期一度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纪念1919年去世的苏维埃俄国首任国家元首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这里如今是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的中心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也是俄罗斯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历史上，这里还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处决的地方，也是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车间副主任、结识妻子蒋方良的地方。

到20世纪70年代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已发展为拥有120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军工产品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四成以上。这里集中了苏联40多家国防工业部门直属企业和12家科研实验所，苏军装备的各类火炮、雷达、发动机及其他重型军用机械，很多都产自这里；就连不少生化武器和核武器，同样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

因此在苏联时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严禁外国人进入，就连苏联公民也需要获得专门许可才能进入。就是这样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在1979年4月，突然发生了一起诡异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1979年4月4日，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南奇卡洛夫区的第24号医院，主任医师玛格丽塔·伊林科突然接到附近第20号医院打来的电话。第20号医院的医生询问伊林科，他们医院是否有病人出现突然死亡的异常情况，并告诉她：“我们这里有两个病人突然死了。”

按理说，在一座120万人口的城市里，医院里有两个病人突然死亡，算不上什么大事。但这个消息却让伊林科心头一紧——因为就在这两天，第20号和第24号医院突然涌进大量病人，症状惊人地相似：高热、寒战、头痛、胸闷、咳嗽、呕吐、呼吸困难。

而且这些患者中，很多人彼此是同事，全都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家陶瓷厂。

按病人们的说法，他们起初以为是普通流感，没太当回事；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开始有人死亡，大家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纷纷赶到医院就诊。

医生们听完病人的讲述，结合症状，判断他们感染了肺炎，于是按肺炎开始治疗。但很快医生们就发现不对劲：尽管已经开始治疗，仍有大量患者病情迅速恶化、快速死亡。

短短两天，死亡人数直线飙升，医院停尸房里堆满了尸体，剩下的患者也都奄奄一息，还出现了抽搐、起水泡等奇怪的并发症。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患者还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伊林科亲眼看着自己的5个病人相继死去。

后来伊林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她得知一个病人死亡后，立刻穿上白大褂跑到病房，尸体和将要死去的人躺在一起，看上去十分悲惨。“我当时想，这真是一场噩梦，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确实，大量病人开始涌入医院，可面对病因不明的病症，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短短两三天，就有几十人丧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势如此凶猛的疾病，显然不是普通肺炎，难道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病？恐慌迅速笼罩了整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按理说，发生这么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必须出面干预：即便不能立刻澄清事实、让民众知道真相，至少也应迅速采取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是最考验政府能力和效率的时刻。

就在医院的医生们束手无策时，苏联官方第一时间介入了。

只不过率先登场的不是当地政府或卫生主管部门，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克格勃。

当地民众甚至当地政府官员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克格勃总部就已成立紧急事务处理小组，在高级官员率领下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克格勃一到，立刻直奔医院，第一时间封锁医院、对外隔离，转移停尸房的尸体，收走全部就诊记录和尸检报告，并要求医生立刻给所有病人开具“急性败血病”的诊断书。

随后，克格勃带来的消毒队对第20号、第24号及其他所有收治这类病人的医院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消毒。

医院所在的奇卡洛夫区，房屋也被彻底清洗，街道表层的沥青被挖土机全部挖走重新铺设，就连游荡在这片区域的野狗，也全都被打死、装车运走。

这套异乎寻常的处置流程，反而让人们更加怀疑事情背后另有隐情。

早在克格勃到来之前，伊林科的同事、病理学家列夫·格林伯格医生就悄悄告诉她，自己曾和导师法伊娜·阿布拉莫娃博士一起被叫到第20号医院，给三名被认为死于肺炎的女性做尸检。

三具尸体看上去很恐怖，症状都是肺部和淋巴急性出血。

阿布拉莫娃还告诉格林伯格，她此前刚给一具37岁的男性尸体做过解剖，可以很确定，这些人都死于炭疽。

对阿布拉莫娃的判断，格林伯格既害怕又疑惑：“我们这个上帝保佑的地方，怎么会有炭疽呢？”

于是，阿布拉莫娃和格林伯格冒着风险，悄悄藏起了大量相关材料，准备留待日后继续研究。

伊林科也悄悄留下了记录，按照她的记录，截至1979年4月20日，第24号医院共收治了350名类似症状的患者，其中45人死亡，214人濒临死亡。

此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首席传染病专家弗拉基米尔·尼基福罗夫从莫斯科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对当地出现的神秘传染病展开实地调查。

尼基福罗夫是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传染病科学学会主席，曾在巴基斯坦、肯尼亚、越南、蒙古、阿富汗等国多次处理炭疽、霍乱、鼠疫等危险疫情。

在尼基福罗夫主持下，克格勃紧急事务处理小组不久后公布了一份事件调查报告。

报告称：197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拉米尔村的一家肉类加工厂，使用被含炭疽废料污染的骨粉制作牲畜饲料，导致大量牲畜感染，其中15头牲畜被错误地送往陶瓷厂，从而引发集体感染。

简单来说，就是被炭疽杆菌污染的坏肉流入市场，陶瓷厂工人贪图便宜买了坏肉，这才引起小范围感染。这些人是因为集体食用了感染炭疽的肉类，才导致死亡。

可吃没吃过肉、都有谁吃过肉，陶瓷厂工人心里最清楚。因此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个结论：“这些肉又不是只有我们吃了，很多人也吃了，为什么我们没事？”

更关键的是，这么一起公共卫生事件，为什么出面处理、发布公告的不是当地政府，而是克格勃？这实在不合常理。因此，尽管官方公布了调查结果，民众依旧疑窦丛生。

为了自圆其说，苏联官方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信息，再次强调炭疽是通过牛肉传染给人的：从4月4日到5月18日，共有79人罹患肠胃炭疽，其中64人死亡；另有一些人通过皮肤感染，但都活了下来。

只是官方这个结论，不仅没能平息受害者及家属的怒火、消除医生们的疑虑，反而引起了人们对事态的进一步关注。

有人调查发现，受感染的人群和场所主要沿一条直线分布，这并不符合病菌随机传播的特点，于是怀疑这些炭疽杆菌来自苏联的生化实验室。

参与救治的医生也发现，患者几乎全都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部工业区的第19号研究所附近，呈带状分布，其中三分之一的病人来自研究所旁边的陶瓷厂。

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死者的死因并非官方宣称的肠胃炭疽，而是肺炭疽。官方报告强调死因是肠胃炭疽，显然是为了证明病菌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这条消息很快在西方引起关注，因为这意味着苏联严重违反了苏、美、英三国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该公约禁止研究、生产、储备和使用生物武器。

几个月后，流亡者掌握了更准确的消息，在1980年1月的《播种》上更正了事发地点，确认炭疽泄漏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根据中情局掌握的情报，传闻中的泄漏发生后，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以及专职负责生化武器防御与管理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15局局长叶菲姆·斯米尔诺夫上将，都曾前往第19号研究所。

最终，中情局确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炭疽泄漏。

此后半年，美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先后5次要求苏联回应、公开事件真相，而苏联政府认为是美国的要求是蓄意针对苏联。

直到苏联解体，事件才最终真相大白。

1992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泄漏发生时他正担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在接受公开采访时承认：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疫情爆发，真正原因是当地军事设施造成的。

1999年，曾专职负责苏联生物武器监管的生物物质制备局第一副局长、俄罗斯生物化学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肯·阿里贝克，出版了讲述自己在苏联时期工作经历的回忆录《生化危机》。

他在书中明确披露：1979年4月发生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炭疽疫情，实际上就是第19号研究所炭疽泄漏造成的。

1945年，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占领了日本关东军在当地的各处军事设施，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细菌战实验室。

苏联人在实验室里发现了大量日军没来得及销毁的炭疽样本和实验报告，将这些材料全部带回了苏联。

此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15局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立了专门生产和研发生化武器的第19号研究所，主要工作就是对日军留下的炭疽菌株进行升级改良。

早在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前，苏联就已拥有数百个生物武器设施，超过6.5万名员工在这些研究机构和生物武器工厂工作。

当时苏联军方已成功将天花、兔热病、鼠疫、流感、炭疽、脑炎病毒、马尔堡热等多种病原体武器化。

签署公约之后，这些生物武器的制造和研究机构并未被废止，而是名义上转入苏联卫生部下属的民间机构继续运作，这个机构就是阿里贝克所在的生物物质制备局。

1979年泄漏事件的真相是：在一次排气管滤网清洗过程中，炭疽粉末飘向外界，导致普通民众感染。

人造炭疽杆菌首先经发酵罐发酵，产生含水的黏稠孢子泥浆，这种泥浆中的炭疽杆菌不易被人体吸收，也不易保存，很容易因腐败而失去活性。

因此发酵之后，还需用干燥机把孢子泥浆干燥成武器级炭疽粉末——这种粉末可以保存几十年，研磨成1至5微米的细小颗粒后，能轻松穿过人体上呼吸道直达肺泡，致死率高达85%。

1979年3月30日下午，第19号研究所一名技术人员下班前发现，干燥炭疽泥浆的干燥机过滤网被堵住了，于是取下过滤器进行清理维护。

由于当时快下班了，他没有更换新的过滤器，而是留下维修日志，提醒第二天接班的同事开机前把过滤器装回去。

但负责检查的上级主管没有把这条维修日志录入系统，第二天接班的工作人员看到日志显示一切正常，便照常启动机器。

直到3个小时后，才有工作人员注意到前一天维修人员留下的字条，发现机器根本没装过滤器，于是赶紧把清理好的过滤器重新装上，可为时已晚。

这3个小时里，大量含有炭疽孢子的废气已通过没装过滤器的通风系统飘散到外面。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受当时风向影响，这些孢子没有飘向人口稠密的市中心，而是呈带状飘散到了人口相对稀少的工业区。

就这样，一座充斥着军工企业的城市、一张被清洗后却没有装回的过滤网、一位粗心大意的主管，共同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生化危机，这就是被称为“生化版切尔诺贝利”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漏事件。

泄漏发生后，克格勃紧急事务处理小组安排专业人员，对第19号研究所旁边的陶瓷厂、收治炭疽感染者的医院，以及沿途的街道、建筑、树木进行了全方位消毒，但此后一段时间，仍不断有人感染炭疽。

按照阿里贝克在《生化危机》中的回忆，这次泄漏至少导致105人死亡，具体数据已无法统计。

六、生化版切尔诺贝利的警示

实际上，当年究竟有多少人因感染炭疽而死，这个数字可能永远不会有确切答案。

在苏联官方报告对外承认的79名死者中，55人为男性，年龄都在24岁以上，大多有抽烟的习惯。

泄漏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紧急给当地5万多人注射了炭疽疫苗，但后续仍有很多注射过疫苗的人被感染甚至死亡。

因此不少当地医生后来都认为，那些疫苗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尽管早在1881年，法国学者路易·巴斯德就已成功研制出有效的炭疽疫苗。

按照苏联官方人口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间，第19号研究所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奇卡洛夫区，人口呈明显下降趋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地居民反映，此后该区域儿童健康异常、出生缺陷情况有所增多。

可以想象，如果这不是一次因生化武器研究所管理漏洞造成的意外泄漏，而是一场真正的生化战争，炭疽的破坏力将远远超出现在的水平。

而且炭疽还只是人类已经掌握的众多生物武器中的一种，甚至算不上杀伤力最强的一种。

除了炭疽，人类还研究出了天花、鼠疫、霍乱、登革热、埃博拉、类鼻疽菌等多种多样的生物武器。

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增强了这些生物武器对抗生素的抵抗力，使其更难治愈、致死率更高。

苏联解体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于1992年9月14日再次签署三方协定，重申三国全面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承诺，并明确宣布俄罗斯已全面取消苏联遗留的所有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

此后，叶利钦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境内一切生物武器的生产，同时开放相关研究所和工厂，与外国科研机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此后，苏联遗留的很多生物武器试验场纷纷被改造成民用生物科技研究所，转而开展生物武器防御研究。但这个结果，还不足以让我们安心。

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外交层面上明确反对生物武器的发展和使用。

但相比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193个缔约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191个缔约国，仅有189个缔约国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国际法上的普遍性仍是这三个条约中最低的。

再加上生物武器是人类现有科技水平下，唯一能与核武器抗衡的武器，无论在量产成本、性能还是威慑力上，都有着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难免会存在某些国家为此突破道德底线、铤而走险，秘密研发生物武器的可能。

如果科技的进步失去了理性的缰绳和人性的底线，最终被吞噬的将会是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