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刑事案件中，公司股东、监事或总裁等高管人员，一律定主犯？

作者：吴单律师，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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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如何准确认定主从犯？》一文，吴单律师指出目前传销司法实务中的主流观点是仅对发起、策划、操纵人认定为主犯，对其他如管理、协调者，宣传、培训者，财务主管等关键作用者通常认定为从犯。

对此，有人说，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宿某、邓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似乎不是这个立场，该案的裁判要旨是：对于在传销活动中未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也没有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仅在部分区域组织发展人员的，可以认定为从犯。

所以，反推之，即传销活动的发起人、策划人、操纵人以及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要认定为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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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观点显然是不太合适的，理由有三个：

一，裁判要旨不是圣旨。

即便是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案例，其裁判结果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只不过该个案可能具有一些代表性的问题，因而提炼出裁判要旨供类似案件参考。

更何况，根据最高法《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案例库实行动态调整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参考案例需要出库的，商相关审判业务部门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所收录的案例在法律适用、裁判理念等方面存在不当或有完善空间的，可以按相应程序将该案例摘除出库。

所以，当事人和辩护律师在挑选实务案例时都必须足够严谨，涉嫌罪名和涉案模式相同是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以外，还得看当事人在其中的角色、地位、实际作用、涉案时间、经手数额、获利数额、案后表现等要素，要找到尽可能贴近上述要素且裁判结果理想的案例，唯有如此，拿给检察官、法官参考时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

二，简单就裁判要旨进行反向推理，在逻辑上不成立。

根据“宿某、邓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裁判要旨原文“对于在传销活动中未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也没有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仅在部分区域组织发展人员的，可以认定为从犯”，其逻辑是：非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仅局部发展→从犯，即“不具有A，具有B，则为C”。

那么，从以上逻辑，必然推出“发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非仅局部发展→主犯（具有A，不具有B，则非C）”的结论吗？

不一定。

比如，没有发热，也没有呼吸急促症状，但有明显的肺部影像学改变，可诊断为肺炎。

那么，有发热和呼吸急促症状，但没有明显的肺部影像学改变，就一定不是肺炎了？

当然是不一定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早期肺炎或非典型肺炎都可能表现为有发热和呼吸症状，但肺部影像没征兆。

又如，盒马超市规定，非盒马会员，但单笔消费满500元的客户，可享受八八折优惠。

那么，已经是盒马会员，但单笔消费不满500元的客户，就不可享受八八折优惠了？

当然不是，因为盒马会员本身就享有八八折优惠，无论其单笔消费多少。而上述规定只是给非盒马会员单独开了一个优惠通道，并没有排除会员固有的权益。

同样地，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只是从“仅局部发展”的这个特征来认定从犯，不等于排除了其他特征的当事人也可以认定从犯的情形。

三，刑事案件认定主从犯，关键在于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通常情况下，犯意的发起者、居于核心地位、对犯罪活动起主导、指挥作用的系主犯，犯意的附和者、居于次要地位、对犯罪活动起次要、辅助作用的系从犯。

在传销案件中，认定主从犯也绕不开这个逻辑，即关键还是看当事人的实际作用。

对此，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意见所称“层级”和“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

换言之，认定当事人在传销活动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不能仅凭其在传销组织中的职位、头衔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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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参考案例，

本案中，认定主犯的是三人，即宿某（公司及平台发起人、实控人，被判七年六个月）、徐某（公司及平台的财务负责人、经营负责人，被判六年六个月）、张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平台业绩股东，被判五年）；

认定从犯的是四人，即邓某（公司股东、平台业绩股东，被判三年）、张某梅（平台业绩股东，被判四年）、王某（平台业绩股东，被判三年缓刑三年）、杨某（平台业绩股东，被判二年缓刑二年）。

而且，法院还认为，虽然都是从犯，但邓某（公司股东）在传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反而小于张某梅（平台业绩股东）。

言下之意，公司股东不一定就是传销组织的发起人、策划人和操纵人，公司股东对传销活动的作用也不一定就大于分部或地区负责人（即本案所称“平台业绩股东”）。

实际上，本案裁判要旨的核心观点有三个：

一，传销组织的发起人、策划人、操纵人，原则上是主犯；

二，非总部核心人员、仅为分部或地区组织的负责人或团队长，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三，传销案件主从犯的认定，关键还是看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实际作用，而不是简单看明面上的股东、高管等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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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一些名义上是高管，但对传销活动的实际作用不大的当事人，可争取不起诉或者适用缓刑。

如丰检诉刑不诉〔2018〕86号和88号，

2017年2月份以来，北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互联网络为平台，以投资购买U币为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投资者交纳1000至60000美金不等的人民币，鼓励会员多发展下线会员，以发展下线会员的数量、交纳的“入门费”作为主要计酬及返利依据，该传销组织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6000余人，涉案资金达2亿余元。

犯罪嫌疑人孟某某、王某某均系涉案公司挂名股东，实际为后勤工作人员，在接待会员、摄像宣传、举行集体活动时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检察院认为，孟某某、王某某实施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从犯、坦白等情节，依法可免除刑罚，故决定对孟某某、王某某予以相对不起诉。

又如（2016）鲁17刑终279号，

KMDJ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注册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周某某。该公司依托创办开通的会员网站，推行缴纳费用成为会员，发展下线获奖励的返利奖励制度，会员发展一个新会员，可领取每天5元的推荐奖，新会员继续发展下线可领取每天1.4元的领导奖。至案发，公司网站显示注册会员数量47795个，层级63级。

被告人鲍某于2015年2月到KMDJ公司工作，任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同时挂名公司监事，负责公司后勤工作，包括人员招聘、赠品发放等。

法院认为，被告人鲍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鲍某当庭自愿认罪，积极缴纳罚金，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对其宣告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