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代，安徽合肥，时任省委负责人的李葆华处理一件小事：有人给他家送来一包地方特产，孩子打开吃了几口。他回家得知后，没有把它当作普通人情，而是照价折算，当面把钱交给来客。
事情不大，却让身边人记住了他的规矩。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别人送来的东西也不能随意收，哪怕只是一点吃食，只要没有经过允许，就必须说清楚、算明白。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时，正在孔德学校读书的李葆华恰好不在家，因此躲过了那场劫难。父亲遇害后，年仅十多岁的他也成为反动势力搜捕的对象。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得知消息后，曾设法托人保护李葆华。后来，在党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他改名为“杨震”，前往日本求学。这个名字，既是为了隐蔽身份，也是为了让李大钊留下的孩子能够活下来。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李葆华结束在日本的学习，回到国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对他而言，回国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选择。父亲已经牺牲，家庭也曾遭受重创，但他没有因此远离政治道路，反而把个人经历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长期从事水利和地方工作。1951年，淮河治理进入关键阶段，他与傅作义等人深入皖北、豫东一带调查。那时道路条件很差，许多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借用毛驴驮运行李、资料和测量用具。
跋山涉水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河道怎么走，堤坝哪里薄弱，百姓每年受灾几次，必须到现场去看。正是在大量实地勘察的基础上，治淮工作才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规划。
有意思的是，李葆华后来担任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工作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住得简朴，出门常骑自行车，也不许家人借他的职务办事。对他来说，职务越高，越要把公私界线划得清楚。
那包葡萄干事件，后来在干部和群众中传开。孩子们只拆开一包，每人吃了一点，李葆华仍然严肃地问：“吃了几包？”孩子们低着头回答：“一包。”
他没有因为是亲朋送来的土特产就放松要求，而是让家人明白，收受与否不只看东西贵重不贵重，还要看身份和场合。随后，他按当时市场上较高的价格折算，把钱交给客人。
到了贵州工作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有人登门拜访，带来两瓶茅台酒。李葆华当时正在忙公务，秘书觉得礼物不算多，便先收下了。等他知道后，立即要求退回。
秘书为难地说，东西已经收下，再退回去恐怕不好处理。李葆华的态度很明确：“退不回去，就照价把钱送过去。”这句话传开后，亲朋故旧都知道，他这里没有人情通道。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想托关系办事的人碰了钉子，私下里难免说他不讲情面。可群众对他的评价却相反，安徽民间逐渐有了“李青天”的称呼。这个称呼未必来自正式文件，却反映了百姓对清廉、公道的直观感受。
李葆华并非不重感情，而是不允许感情越过原则。他对家人要求严格，对干部同样如此。退休后，他还叮嘱子女要到基层去，只有真正接触群众，才能知道民生的难处。
这种家风也延续到了下一代。李葆华之子李宏塔长期在安徽省民政系统工作，生活低调，办事谨慎。由于不善经营个人名声，外界一度对他产生误解。经过纪检部门调查核实后，事实证明他并未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相关事迹后来见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李大钊牺牲前留下“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名句。李葆华没有用口号装点家门，而是把父亲留下的要求放进日常细节：不收礼，不徇私，肯下基层，也不让子女借家世行方便。2005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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