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12年，这项研究在寻找中国人自己的阿尔茨海默病防治方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婷 实习生 魏娜

这是一项已持续12年、针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的医学研究，研究对象是被称作“记忆杀手”的阿尔茨海默病，而研究目的则是期望这一疾病导致的遗忘速度“慢下来”。

自2014年起，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和他的团队，在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闫楼镇，持续追踪当地老年人的认知健康状况，探索阿尔茨海默病早筛早治的方法。12年来，这项研究覆盖了52个自然村、近6000名老人。

20多年前，杜怡峰看门诊时遇到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并不多，尤其难见到早期患者。“那时候很多人觉得，老了记忆力不好，很正常。”杜怡峰回忆。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记忆力下降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会主动到医院寻求帮助。

阿尔茨海默病是人们常说的“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类型，患者往往先出现记忆力减退，随着病情发展，思维、判断等认知能力逐渐受损，严重时甚至可能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这种疾病起病隐匿，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仍没有能够治愈的方法。

“因为目前阿尔茨海默病不能治愈，那我们就把防治往前提，提到更早的阶段。”在杜怡峰看来，尽早识别患病风险，在疾病发生前或症状尚轻时开展干预，是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方向和环节。

从研究病因到追踪人群

杜怡峰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结缘，始于20多年前偶然读到的一本书。当时他主要从事脑血管病研究，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了一本介绍阿尔茨海默病的著作。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以及诊断治疗方法，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这引起了他的关注。

他联系了该书作者、我国著名的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盛树力教授。2000年，杜怡峰进入首都医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从发病机制和神经保护入手，开始探索阿尔茨海默病。

2002年年底，杜怡峰入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当时，医院尚未形成专门研究阿尔茨海默病的科研团队，也缺乏相应的实验平台。他一边承担临床工作，一边带领研究生继续探索。随着年轻医生陆续加入，课题组和实验室逐渐建立起来。

2013年，在山东省科技厅“惠民计划”支持下，团队开始筹备农村老年人痴呆研究队列。2014年，“山东阳谷老化与痴呆研究队列”建立。2017年，团队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中国延缓老年痴呆和失能的随机化对照多模干预研究（MIND-China）队列。

建立队列，是为了在长期观察中寻找疾病发生的规律。杜怡峰举例说，要研究高血压是否与痴呆发生风险有关，就需要持续追踪患有高血压和没有高血压的老人，比较他们此后认知功能的变化，而不能仅凭一次检查得出结论。

这一研究队列既包括认知功能正常的老人，也包括高危人群和已经出现认知障碍的患者。研究人员通过定期随访，比较不同人群认知功能的变化，寻找疾病的危险因素及早期预警信号。

然而，让研究长期扎根52个村庄，并不是医生带着检查设备下乡那么简单。最初，团队通过科普宣传、义诊等方式，让村民了解疾病和研究项目；组织老人参加检查与随访，还需要当地政府、乡镇卫生院、村医和村庄联络员共同协调。

“哪个环节缺了都不行。”杜怡峰说，这是一项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

从2014年至今，研究积累的数据为团队探索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防治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记忆衰退之前寻找信号

在长期追踪中，杜怡峰团队发现，“共病”是影响老年人认知健康的重要因素。

“共病”是指在某个主要疾病之外，个体还患有其他疾病。杜怡峰举例，一名老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他发生痴呆的风险远远高于只有高血压的老人。这提示，关注老年人的认知健康，不能只盯着记忆力是否下降，还需要重视多种慢性疾病共同作用带来的风险。

除了寻找危险因素，团队还希望在疾病早期识别出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

杜怡峰特别关注轻度认知障碍（MCI）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老人，认知功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尚未发展到痴呆。“这个阶段病人症状非常轻，却是干预很关键的一个阶段。”

但困难在于，一些国际通用的认知评估方法主要依据欧美人群研究建立，直接用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国农村老人，可能并不合适。为此，团队结合农村老年人的特点和长期研究数据，探索适合这一人群的认知评估与诊断方法，并开展相关风险预测研究，建立了风险预警模型，为早期发现认知功能异常提供更多依据。

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技术也在进步。杜怡峰介绍，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诊断主要依靠费用较高的PET检查和有创性腰椎穿刺检查，不少患者接受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如今，血液检测正逐步进入临床，为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可能。杜怡峰团队也开展了相关血液标志物研究，并与瑞典哥德堡大学合作开展了脑源性tau（BD-tau）的检测，寻找早期识别疾病的线索。

早发现的重要性，在临床上体现得十分直接。

杜怡峰说，一些患者直到出现迷路、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照顾等情况，才到医院就诊。“这类病人来了以后，治疗就很困难了。”相比之下，老人刚出现记忆问题时就及时就医，医生便有机会在疾病较早阶段开展评估和诊断，并采取适当的早期干预和治疗措施。

在杜怡峰看来，早期识别并不只是为了尽早明确诊断，更重要的是为患者争取延缓病情进展的机会。

让干预融入农村老人日常生活

芬兰FINGER研究（芬兰老年认知障碍与失能预防干预研究）通过运动、饮食、认知训练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管理等措施，探索延缓老年人认知衰退的方法，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防治提供了启示。但国外的干预方案并不能简单照搬。杜怡峰举例说，FINGER研究中的有氧运动训练，需要老人接受专业人员指导，而这样的条件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还难实现。

如何让这一研究思路适应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成为杜怡峰团队开展多模态干预研究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在阳谷，团队将血管危险因素管理与运动、饮食指导、认知训练及个性化休闲活动等措施相结合，探索适合当地老年人的综合干预方式。

没有条件进行专业化有氧运动训练，就采用更易让农村老人接受和实施的“定量快步走”；认知训练除了使用图片、平板等工具，还加入了剪纸、纸牌等老人熟悉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还能让大家积极地参与进来，增加社交机会。”杜怡峰说。

饮食干预也进行了本土化调整。杜怡峰介绍，国外研究提倡的“地中海饮食”，以蔬菜、水果、鱼类、坚果和橄榄油等食物为主，但中国农村老人的饮食习惯与之不同。为此，团队利用中国家庭常见的食材，鼓励老人多吃蔬菜、粗粮，适量摄入鱼类和坚果，减少红肉等食物的摄入。

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方式调整，背后是一项经过系统设计的干预研究。根据研究方案，不同村庄的参与者分别接受常规老年健康服务和强化脑健康管理，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比较，判断不同干预方式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目前，团队已经完成历时4年的多模态干预研究，相关结果正准备发表中。

“我们就是想摸出真正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多模态干预方法。”杜怡峰说。团队希望通过研究积累来自中国农村老年人群的科学证据，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防治提供参考。

从研究证据走向防治实践

如何让长期研究积累的证据进一步服务于疾病防治？

杜怡峰曾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等专家共同牵头制定《中国阿尔茨海默病一级预防指南》，希望为疾病预防提供科学依据。随着研究不断深入，预防指南也需要持续完善。杜怡峰特别强调，第一版指南尚未充分涉及“共病”问题，他希望将这些新的研究证据纳入今后的指南修订，为疾病早期预防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

谈及多年来取得的研究进展，杜怡峰认为，距离真正解决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期预警、诊断方法和多模态干预，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持续围绕老年痴呆的早期防治进行探索，这是我们真正想努力做好的一件事情。”杜怡峰说，“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但我们可以逐步帮助这些老年人少患这个病，或者患了这个病，让它发展得更慢一些。”

杜怡峰常对自己的团队成员说，做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做科研和发论文，“更多的是要用中国农村的实证数据，回答中国人自己的阿尔茨海默病防治问题”。

在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诊疗和防治研究的道路上，这名“白求恩奖章”的获得者始终坚信：“白求恩精神并非高山仰止的教条，它就藏在我们查房时蹲下身子平视患者的目光里，藏在我们为解决疑难病症患者的诊疗讨论里，藏在我们深夜翻阅文献的灯光里。我们不仅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更应该用实际行动证明白求恩精神从未走远，它就在中国医者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