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今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家谱」，我震惊了

10月12日，作为每年诺奖季收官奖项的经济学奖（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布，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尔（Robert Hall）和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分享，理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基础方面的贡献」（for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

霍尔是研究宏观经济学、消费行为与劳动市场的经济学家。他关于消费与预期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庭决策和经济波动的理解；其研究也为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稳定政策模型提供了重要依据。霍尔于196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索洛是其主要博士导师。索洛的增长理论训练与宏观经济建模方法构成了霍尔的学术生涯起点，霍尔则进一步研究消费预期、工资刚性和经济周期。

伍德福德是现代货币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重要学者，因发展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深化对货币政策稳定经济能力的理解而获得诺奖。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利率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系统阐述了以利率规则、通胀预期和中央银行沟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理论。伍德福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由提摩西·基欧（Timothy J. Kehoe）指导；他在博士论文中感谢了索洛提出的学术建议。

两人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校友（霍尔是1967届，伍德福德是1983届），从师承来看还可以算是同门师兄弟。

麻省理工学院官方发布的新闻稿︱news.mit.edu

以两人导师身份出现的索洛（Robert M. Solow）也是一位诺奖得主。索洛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新古典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作用。索洛在麻省理工学院长期任教，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博士导师也不简单，是俄裔美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他因发展投入产出分析及将其应用于重要经济问题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列昂惕夫通过投入产出表揭示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依赖，使宏观经济研究能够更加系统地分析生产部门之间的关联。

诺奖师门

作为最早的几位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列昂惕夫桃李满天下，光是在学术谱系树网站就收录有18位他门下的博士生[1]，这其中除了索洛，还有3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第一位是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萨缪尔森是数学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发展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而获得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哈佛求学期间受到列昂惕夫等人的指导，后来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核心学者。

第二位是史密斯（Vernon L. Smith），史密斯是实验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他通过实验室市场实验，检验供需理论对价格和交易量的预测，并证明实验可以成为研究经济机制的可靠工具。他在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受到列昂惕夫的指导，后来因将实验方法确立为实证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位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谢林是研究冲突、合作与战略互动的经济学家，因通过博弈论分析增进了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哈佛完成博士研究时，列昂惕夫是其博士指导者之一，另外两位是阿瑟·斯米特斯（Arthur Smithies）和詹姆斯·杜森贝瑞（James Duesenberry）。谢林的研究强调承诺、威胁、协调与战略选择如何改变对手的行为。

在四位第二代诺奖得主的门下，又诞生了八位诺奖得主。

萨缪尔森的诺奖弟子包括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和默顿（Robert C. Merton）。克莱因在萨缪尔森指导下发展计量经济模型，默顿则在其指导和合作影响下进入经济学与金融学研究。

克莱因是计量经济学家，因建立经济模型并将其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而获得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萨缪尔森，后者对其博士研究方向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启发他将凯恩斯理论转化为可进行数学表达和实证分析的宏观经济模型。克莱因后来发展了多个大型计量经济模型，用于预测经济波动及评估财政、货币等政策的影响。

默顿是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人物，因提出确定衍生金融工具价值的新方法而获得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期间跟随萨缪尔森学习，并担任其研究助理；两人后来还合作研究金融工具定价。默顿运用连续时间数学方法拓展期权定价理论，使之能够用于股票期权、债务和其他复杂金融产品的分析。他与萨缪尔森的关系不仅是课程上的师生关系，还包括研究指导、论文合作与长期学术交流。

谢林的诺奖弟子是2001年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理由是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斯宾塞的标志性贡献是信号理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付出成本的可观察行为，向信息较少的一方传递可信信号。他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时，谢林是其论文导师之一，另外两位是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与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谢林的战略互动思想有助于斯宾塞思考在不同激励结构下，信号如何发挥作用；斯宾塞则将这一问题系统化，特别研究教育如何传递求职者生产能力的信息。

索洛拥有师门中最多的第三代诺奖弟子，除霍尔外，按照获奖时间顺序依次是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戴蒙德（Peter A. Diamon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阿克洛夫因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柠檬市场」模型，说明当卖方比买方更了解产品质量时，低质量商品可能挤出高质量商品，导致市场效率下降。阿克洛夫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师从索洛，学习经济增长模型及其数学分析方法；这些训练帮助他建立能够描述真实市场信息问题的理论模型。他后来与斯蒂格利茨等人共同推动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

斯蒂格利茨是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因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析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受到索洛的主要指导，并曾担任索洛的研究助理。两人还合作研究短期产出、就业与工资的动态关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研究信息不完全如何影响保险、信贷、劳动市场和资源配置，并说明信息差异可能导致市场无法实现传统模型预测的效率结果。

戴蒙德因对具有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获得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市场中会同时存在失业者与职位空缺，以及搜寻成本、匹配效率和政策措施如何影响工资与就业。戴蒙德于1963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索洛是其主要博士导师之一。索洛提供的宏观经济训练构成了其理论背景，而戴蒙德则将经济分析推进到搜寻和匹配这一更具体的市场机制。

诺德豪斯因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构建了经济与气候系统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用来研究碳排放、气候变化和政策干预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诺德豪斯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索洛是其主要导师之一；他也在同一学术环境中受到萨缪尔森、阿罗等经济学家的影响。索洛所强调的长期增长、技术变化和宏观动态，为诺德豪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背景，而诺德豪斯进一步把分析框架用于气候与环境问题。

隔代「遗传」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严格师承关系上（博士阶段导师）能追溯到列昂惕夫的诺奖得主已经达到了13位（算上伍德福德是14位），然而一篇2023年关于诺奖得主师承的研究显示当时列昂惕夫已经有了15位诺奖后辈[2]。再次核查后果然是有三位诺奖得主被遗漏了，他们的师承可以追溯到列昂惕夫的另一位弟子洛弗尔（Michael C. Lovell）。

洛弗尔是美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库存行为和宏观经济动态。他于1959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是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并以研究库存与产业间关系的论文完成博士训练。他对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Frisch–Waugh–Lovell定理也与他的名字相关。洛弗尔后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培养了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士生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和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

莫滕森主要研究劳动经济学、失业和搜寻摩擦。他因对具有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于2010年与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由洛弗尔指导其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博士论文。此后，他将动态经济分析应用于求职者与企业之间的匹配过程，解释职位空缺、失业和工资形成的机制。

普雷斯科特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洛弗尔担任其博士论文导师，两人还合作发表了经济模型方面的研究。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博士生，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分享了2004年经济学奖，两人代表性研究之一是关于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论文，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对经济周期驱动力的研究。基德兰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普雷斯科特给予了重要研究指导；二人随后持续合作，共同发展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及相关动态模型。

最后把用一张学术谱系图展示以上诺奖得主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跨越四代，囊括17位诺奖得主（横屏观看效果更佳）——

One More Thing

从上面的学术谱系图可以发现，索洛实际上还有一个跨界的诺奖弟子——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霍维茨（H. Robert Horvitz），他是分子遗传学家，因发现参与程序性细胞死亡调控的关键基因及其作用获得诺奖。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本科阶段攻读经济学时，曾由索洛指导毕业论文，研究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如何使用可耗竭自然资源。

参考&拓展

[1]https://academictree.org/econ/peopleinfo.php?pid=12124

[2]https://arxiv.org/html/2303.06106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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