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7年8月14日，北京，北洋政府发布对德、奥宣战文告。那一天，中国并没有派出成建制军队奔赴欧洲，却以一个参战国的身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秩序。
这件事容易被一句“没有出兵，谈不上收获”带过。其实，中国的算盘并不在战场上，而在外交席位、赔款账目和不平等条约上。只是后来巴黎和会的结局太刺眼，许多人便忽略了参战前后那些实际变化。
当时的中国，军事实力有限，国内政局又不稳定。1914年战争爆发后，北洋政府先宣布中立。到了1917年，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中国商船和侨民利益受到影响，国内要求对德采取行动的声音逐渐增加。
梁士诒曾向袁世凯分析，德国与协约国力量悬殊，中国若与德国断交并宣战，或许可以取得战后和会的入场资格。用大白话说，就是既然无法靠军队改变战局，就争取在战后分配利益时坐上一张席位。
日本对此并不欢迎。德国在山东拥有胶州湾租借地和相关铁路权益，日军早已把进驻山东视作扩大势力的机会。中国如果自行对德作战，便可能抢先接收德国在山东的资产，打乱日本的安排。
日本方面曾表示，进攻德国只是为了维护东亚和平，没有占领中国土地的意图。话说得很客气，行动却是另一回事。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德国在山东的主要军事据点落入日本手中，中国没有因此获得山东主权。
中国参战后最直接的贡献，并不是枪炮，而是劳动力。协约国从中国招募华工，主要经由英国、法国运往欧洲。大批华工承担装卸物资、修筑工事、清理道路、掩埋遗体等危险而繁重的工作。
这些人不是作战部队，却常常处在炮火和疫病之间。英国招募的华工人数约九万六千，法国方面约十四万，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差异。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身份属于劳工，待遇和安全保障远不能与欧洲士兵相比。
中国成为参战国后，外交地位确实出现变化。战后处理德国海外权益时，中国获得了要求清理德侨租界、收回相关资产的法律依据。天津、汉口的德国租界及其附属权益，后来陆续回到中国手中，奥匈方面的权益也随着帝国解体而发生变化。
赔款问题同样重要。中国原本承担着庚子赔款，参战后，德国和奥匈帝国应承担的部分被取消。俄国发生革命后，俄方赔款安排也出现变化。再加上部分款项暂缓支付、停止计息，按照当时的账面金额折算，各项减免和权益合计被估算为超过2.5亿两白银。
不过，这个数字不能理解成北洋政府从列强手里直接领回了2.5亿两白银。它更接近于债务减免、赔款停止、租界权益变化等项目的合计估值。账面数字很大，真正能够转化为财政收入的部分有限，且中间还牵涉地方控制、列强交涉和内政纷争。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应由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不能转交日本。遗憾的是，英法美等国最终接受了日本的主张，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署，中国代表没有在上面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走上街头，工商界也参与声援。北洋政府在巨大压力下拒绝签字，这一决定避免了中国直接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安排，也使外交争议继续保留。
真正解决山东问题，已经是后来的事。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两国经过谈判，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例》和《鲁案细目协定》。日本同意交还青岛及部分山东权益，但保留了一些经济和交通方面的安排，所谓“收回”并非毫无条件。
因此，中国参加一战的收获，不能只看巴黎和会是否成功。中国没有实现收回山东、取消全部不平等条约等目标，却在德国、奥匈权益处理和庚子赔款减免方面取得了实际结果。更关键的是，参战让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与战后国际谈判，也让外交界清楚看到，席位可以争取，条文可以据理力争，但没有相应实力，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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