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裁掉大动脉。北京的一位女财务在公司工作了七年之久，所有的账目流水都必须经过她的手。怀孕之后公司就直接把人辞掉了。开始的时候她只要求公司补交五千元的社会保险费，但是公司就是不同意。没有办法，她把手中剩下的账务资料整理好之后就直接递交给了税务局。这样一来，公司马上慌了，主动提出用八万元私了。女子直接拒绝了，我不惹事但是绝不怕事，会硬刚到底。
5000元不给，但是后来又主动拿出八万元来私了，中间相差了16倍，在我认为，这16倍的差距，并不是公司的良心发现，而是账本被送到税务局之后，他们忽然算清了另外一笔账。
逃税这件事，在刑法上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只要逃避缴纳的税款数额比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就可以构成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比例达到30%以上的，则是三年至七年。
当然，法律规定了税务机关发出追缴通知之后，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接受处罚的行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要满足两个条件，“补得上”和“罚得起”。一个连5000元社保都不愿意缴纳的公司，在税务稽查的时候收到补税加罚款的通知单时，拿什么来支付？这才是8万块钱真正用的地方，并不是赔偿，而是止损。
这位姑娘来自广西，在北京工作了七年，期间公司的合同一直在三个不同的主体之间流转，她的工龄被清零了，赔偿也减少了很多，但是她又不知道该向谁去投诉。
公司已经算到了她怀孕六个月、租房子、请不起律师，但是他们漏算了其中的一点，她是一名财务人员，七年来的账目、流水、聊天记录都在她的手中。
她首先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自己的遭遇，公司反过来指责她是侵权者，正常的协商之路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她才把相关材料提交给税务局，在法庭上被告上门来索要8万元赔偿金，并且达成和解协议，但是她并没有答应。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她本可以得到比5000元更多的钱，因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是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七年的工龄就是14个月的工资作为下限。
因为被解雇而造成社保中断、生育津贴没有拿到，这方面的损失可以单独提出，与2N赔偿金不矛盾，5000元是她主动把诉求降到最低，公司连地板都不给踏。
女职工维权难的原因，在公开报道中有一句话很准确，即顾虑多、取证难、维权成本高，使得很多人处于“不愿、不敢、不会”的被动状态。
公司押宝的就是这个，一百个人里面九十五个人熬不住，剩下的五个里面再有四个被反诉吓跑，走到最后的也就那么两个了，只要大多数人咽下去，违法对于它们来说就是一笔可以算得过来的生意。
这个财务姑娘能够站住，是因为有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了，懂账、留底、豁得出去，缺少任何一个条件，故事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结果。
我感觉这就是最让人不爽的地方，她每一次的胜利都是一次个案，也说明了制度性保护在落实的时候被打折的程度有多大。
劳动仲裁可以解决的是钱，税务稽查可以撬动的是公司生存的基础，两者重量不同，公司害怕的并不是赔一个员工，而是账本翻开之后后面跟着的是什么。
应该按时缴纳社保，不能违反法律底线，这是员工应该有的觉悟，并不是要员工拿七年账本来换取。
信息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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