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防灾政策为何引来反弹

文︱陆弃

台湾地区的防灾培训，正在变成一场围绕人数目标的政治争议。近日，台当局“内政部长”刘世芳提出，2026年全台防灾士人数要冲到40万人，并要求“内政部”及所属机关员工全部接受训练。按照她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台已有19.1万名防灾士，而2023年8月这一数字仅为2.4万人。短短数年，培训规模迅速扩大，明年还要再增加约20万人。原本旨在提升民众应对地震、风灾和重大事故能力的制度，却引来基层公务员与岛内舆论质疑：防灾培训为何突然追求如此庞大的数字？当这项工作被纳入赖清德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框架，公众担忧的已不仅是培训负担，还有防灾与备战之间的界线。

防灾士本身并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制度。台湾地区地震、台风、洪水等灾害频繁，社区居民若掌握基本急救、疏散、灾情通报和避难知识，确实有助于提高灾害发生时的应变能力。政府无法在每一次灾害中第一时间抵达所有现场，具备基本技能的社区成员可以协助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者撤离，也能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提供必要帮助。

从这个角度看，扩大防灾教育并无不妥。问题在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价值，不能仅靠参与人数来衡量。

按照岛内公布的信息，防灾士培训约需15个小时，课程涉及灾害防救体系、基础急救、急救实作及防灾计划等内容。完成培训并通过相关测验后，才能取得资格。这类课程适合作为基础能力建设，却不能让受训者在短时间内获得专业救援人员的全部技能。培训人数增加，不等于救援能力同比增长；证书数量上升，也不意味着灾害发生时就能迅速组织起有效的行动网络。

真正有效的防灾体系，需要明确的岗位分工、持续的技能复训、可靠的通讯设备、物资储备和基层演练。一个社区即使有数十名持证防灾士，如果灾情通报渠道不畅、避难路线不清、救援资源无法及时调配，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反过来，人数不算庞大，但经过长期训练、熟悉社区环境并与消防和医疗系统建立稳定联系的队伍，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刘世芳提出的40万人目标，首先应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数字究竟来自怎样的风险评估？

岛内媒体援引日本防灾士制度进行比较。相关报道指出，日本防灾士人数约为23.5万至29万人，台湾地区的人口规模远小于日本，按人口比例估算，所需人数可能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具体取决于计算标准和制度目标。有关数字并不能直接决定台湾地区应有多少防灾士，因为两地的灾害类型、社区组织、培训体系与人员配置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这种比较提出了合理疑问：如果目标明显高于参照标准，主管部门就应说明额外需求来自哪里，而不是把40万人本身当成政策成功的证明。

更引人关注的是目标如何落实。刘世芳表示，“内政部”所属机关员工都将接受培训。国民党民意代表王鸿薇询问她本人是否已经受训时，她承认尚未完成，并称计划在12月参加。这样的细节之所以引起批评，并不只是因为部长个人的培训进度，而是它让外界看到政策推动中的一种不协调：上级提出了明确的数字要求，基层必须腾出时间执行，但主管部门是否已经充分评估人力、课程容量与实际工作安排，却没有得到同样清晰的说明。

基层公务员的质疑也并非毫无道理。机关日常工作本来就包括大量行政任务，人员还需参加资安、环境教育及其他在职训练。如果新的培训要求没有配套安排，就可能挤占原有工作时间，增加同事之间的任务负担。警察、消防人员固然与防灾密切相关，但他们也有各自的专业职责。将不同岗位的人统一纳入人数指标，不能自动形成更有效的应急力量。

企业与民间团体同样面临现实问题。出租车司机、超市员工、物业管理人员和其他民生行业人员，确实可能在灾害中发挥作用，但参与培训需要时间、经费与人员替补。如果受训期间的工资由谁承担、企业缺员如何处理、培训后如何安排职责都没有明确规定，原本旨在提升社会韧性的政策，就可能把成本转嫁给基层单位与普通劳动者。

这也是为什么“冲数字”的批评会不断出现。公共治理中，量化指标并非天然有害。明确的目标可以推动部门行动，也方便公众监督。但当指标从衡量工作成果的工具，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时，政策执行就容易出现偏差。部门会优先考虑怎样增加人数，而不是哪些地区最需要培训；主管机关会关注新增多少证书，而不是受训者是否真正掌握技能。最后，统计数字越来越漂亮，实际应变能力却未必同步提升。

争议的另一层，来自防灾士与“全社会防卫韧性”之间的关系。赖清德推动这一框架，强调社会在重大灾害与危机中的持续运作能力。这样的概念本身可以涵盖自然灾害、基础设施中断、通讯失灵、公共卫生事件等多种情境。然而，在两岸关系紧张、台湾地区不断强调安全风险的背景下，任何全民动员性质的政策，都难免被赋予更强烈的政治含义。

防灾与防卫并非完全无关。战争可能造成停电、交通中断、医疗资源紧张和人员疏散等问题，民间具备基本应急能力，确实可以减少伤亡。但这不代表所有防灾人员都应被视为准军事力量，更不意味着防灾训练可以模糊民间救灾与军事动员的界线。防灾士的基本职责应当明确：协助民众避险、报告灾情、提供基础急救，并在专业部门指导下参与救援。

如果政府希望进一步赋予他们其他职责，就应公开说明法律依据、任务范围、训练要求和责任保障。若这些边界始终含糊，公众自然会追问：参加培训究竟是为了在地震时救人，还是为了应对潜在军事冲突？这种疑虑未必证明政策存在军事化安排，却足以说明主管部门需要更透明地解释政策定位。

台湾地区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危机发生时发挥作用的防灾体系，而不是一份不断刷新的人员名单。40万人目标是否合理，应由灾害风险、社区覆盖率、专业师资、训练质量和后续演练效果共同决定。主管部门也应允许不同岗位采用不同培训标准，让有限资源优先流向高风险地区和关键基础设施，并定期公布实际成效，而非只公布人数。

防灾教育原本是一项容易形成社会共识的公共事务。地震来临时，没人会追问救援者属于哪个政治阵营；洪水发生时，居民更关心避难信息是否准确、救援队伍能否及时抵达。正因为如此，政府更应避免把防灾工作变成政治表态或行政竞赛。

40万这个数字究竟能带来多少安全，最终不取决于它有多醒目，而取决于灾害真正发生时，有多少人知道该做什么，有多少资源能够及时到位，又有多少机构能够协调行动。若培训让普通人更有能力保护自己与邻居，它就值得投入；若政策只剩下层层下达的任务与不断扩大的统计数字，那么即使目标如期完成，也未必意味着社会更安全。

真正的防灾韧性，不是让每个人都领到一张证书，而是让每个人在危机到来时，都能获得清楚的信息、有效的保护和可信赖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