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南：一个号码——重读孙雪涛在陇南公开个人电话的那封信

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一串数字，
而是一个主政者愿意被找到的姿态。
以及，当这串数字换了一任又一任之后，
那封寄给书记的信，还能不能真的抵达。

一、那封信，挂在礼县政府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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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2日，脱贫攻坚收官前夜，时任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写下《致全市父老乡亲的一封信》。

这封信没有发在自媒体，不是朋友圈截图，而是作为政务公开信息，挂在礼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

• 发布地址：礼县人民政府网（gslx.gov.cn）
• 发布时间：2020年8月3日 09:56
• 署名：陇南市委书记 孙雪涛，2020年7月22日

信很短，但有一行字很重：

大家对脱贫攻坚政策和我们的工作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满意的地方，请拨打我的电话13993902386（办公电话 8213160），或者找基层党组织以及身边的扶贫干部，我们将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积极为大家继续释疑解惑、提供帮助。

一个地级市一把手，把手机号写进政务公开信，挂在政府网站上，让全市老百姓直接拨。

那不是作秀的注脚，那是一个主政者把“可被找到”当作治理承诺的时刻。

孙雪涛2011年赴陇南，2013年4月起任市委书记，2020年6月任甘肃省副省长后继续兼陇南市委书记。他主政陇南近九年，留下过电商扶贫、大数据治理、灾情预警、信访下沉的一整套打法。而这一串号码，是这套打法里最朴素、也最锋利的一笔——

权力主动把“拨通”这件事，交还给群众。

二、接力棒交出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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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2日，甘肃省委宣布：张柯兵任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不再兼任。

张柯兵在陇南干到2026年1月。此后刘永革接任陇南市委书记；张柯兵转任甘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九年换五年，两任书记，接力棒交得很清楚。

但很多人没注意到——接力棒之外，还有另一根线，一直在断。

三、成县的一笔账：80万财政资金去哪了

故事得从成县说起。

据成县法院（2016）甘1221刑初37号判决披露：2013年成县马铃薯政策性农业保险中，中华财险成县支公司通过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套取财政补贴。判决认定了诈骗事实，相关责任人被追责。

但据当事人镡佐龙持续陈述：

• 假投保对应的80余万元财政补贴，至今未向保险机构全额追缴
• 陇南市公司农险部及市公司层面责任，未被并案追诉；
• 被“不种也保、不种也赔”话术拉进来的几名合作社中间人，反倒成了贪污案的被告人。

镡佐龙，原成县督查考核局副局长、中共党员、有法律职业资格、拿过优秀共产党员，是其中之一——2016年那纸判决：贪污罪成立，免予刑事处罚。

他不服。不是不服“免刑”，是服不了那个逻辑：

骗钱的是机构，坐牢的是介绍人；
流失的是公款，背锅的是散户。

于是从2018年起，他开始写信。

四、三个人，一摞信：按判决口径重算这笔“信访账”

从2019年到2022年3月，镡佐龙与张建林、郭红军三人，以寄信信访为主要方式，持续反映各自诉求。

方式很传统：贴邮票、写信封、寄挂号。没有走访闹访，没有拉横幅，没有堵门，没有辱骂威胁。

按成县法院（2022）甘1221刑初92号判决摘录及当事人整理材料，可核的数据是这样的：

三人合计寄往成县层面（490多件）：

• 成县县委（含两任县委书记李祥、王文全）
• 成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彦凯）
• 成县纪委、成县政法委
• 成县法院、成县检察院、成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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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合计寄往陇南市层面（1141件）：

• 陇南市委（含时任市委书记张柯兵）
• 陇南市政府
• 陇南市纪委、陇南市政法委
• 陇南市中级法院、陇南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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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反映的线索并不完全相同：

• 镡佐龙
• ：主线是中华财险骗补80余万财政补贴未追缴，以及成县检法人员（原反贪局长王兆智、原副检察长李海峰、原法院院长杨庚定）在37号案中的徇私枉法问题；
• 张建林、郭红军
• ：同案被诉、同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二人各有独立信访事项；公开材料未完整披露其逐人寄信明细与具体诉求，判决将其与镡佐龙一并认定为“就信访事项多次向多部门恶意举报”。

五、往上寄：寄给省里，也寄给中央

成县不回，陇南不回，他们就把信往上层寄。

据镡佐龙自述与整理材料，这几年里，他还把材料寄过：

• 甘肃省委、省政府（含历任主要领导）
• 唐仁健（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2020年底前离甘）
• 任振鹤（2021.01—2026.09 任甘肃省省长）
• 胡昌升（2022.12—2026.09 任甘肃省委书记）
• 甘肃省检察院、甘肃省高级法院、甘肃省纪委监委
• 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家信访局等上级机关

据当事人陈述：

寄给唐仁健的信，没有回复；寄给任振鹤的信，没有回复；寄给胡昌升的信，也没有回复。

不是电话拒接，不是短信已读——是连“已收悉”“转办中”“不属于本院管辖”这样的回执都没有。

《信访工作条例》写得清楚：信访人一般采用书面形式提出事项；机关单位收到应当登记；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告知接收情况和处理途径；对重要情况可要求反馈结果。

可在这条链路上，“登记”和“反馈”像是被抽走了。

信，寄出去了。

邮路是通的。

回音，是断的。

六、为什么不再给新任陇南、成县领导寄

按常理，书记换了一任，应该再写一封“致新任领导”。

但镡佐龙后来停了。

不是不想寄，是寄不动了——

在成县、陇南的司法逻辑里，“给本层级领导寄信”本身，已经成了寻衅滋事罪的组成部分。

92号判决把寄给张柯兵、李祥、王文全的信，列为“多次向多部门恶意举报”的数量证据。

言下之意是：你往市里、县里寄，不是信访，是“滋扰”。

那逻辑一旦成立，就会出现一个荒唐的递推：

寄给县委书记 = 滋事
寄给市委书记 = 滋事
寄给省委书记 不是 滋事
寄给中央 不是 滋事
那《宪法》第41条和《信访工作条例》留给普通人的通道，只剩“不寄”。

所以镡佐龙后来的策略很清醒：

不给新任陇南市领导寄，不给新任成县领导寄。只寄甘肃省及上级机关。

不是回避本地问题，而是——

在本地司法语境下，向本地领导寄信已经被定罪；再寄，只是给下一纸判决添字数。

他甚至曾向北上自述：“如果按成县法院的认定逻辑，我给中央单位寄信也该算寻衅滋事。”

可中央有关单位看完材料，回的是另一句话：

“你向我们寄信，构不成犯罪。”

同一叠材料，两层口径，两个结论。

七、“寄信”怎么就成了“滋事”

2022年3月刑拘，4月逮捕。

成县法院（2022）甘1221刑初92号认定：镡佐龙、张建林、郭红军“为宣泄私愤、扩大影响”，以信件投诉、网络发帖、越级信访等方式，“多次向多部门恶意举报、诬告他人”，构成寻衅滋事罪。

量刑：

• 镡佐龙，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 张建林，三年；
• 郭红军，二年（与前罪并罚，执行三年）。

陇南中院（2023）甘12刑终34号，不开庭审理，维持原判。

据当事人陈述及案件材料：镡佐龙寄给时任陇南市委书记张柯兵、成县县委书记李祥和王文全的信，后来被放进判决中，成为“恶意举报数量”和“寻衅滋事”的罪证之一。

我们不直接替判决下结论，只把法律逻辑摊开三层：

第一层：数量不是违法性。

买1079张邮票不是犯罪，寄1600多封信也不是犯罪。内容不捏造事实、不威胁恐吓、不煽动暴力，寄得再多，只是“执着”，不是“滋事”。

第二层：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信里要对上哪一条？

刑法第293条列得很清楚：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强拿硬要、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一封实名挂号信，对应不上任何一种。

如果内容失实，有诬告陷害罪；如果网上辱骂，有侮辱罪；如果真扰乱机关秩序，有相应治安与刑事评价。用“寻衅滋事”兜底，恰恰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反面。

第三层：回避制度不能缺位。

被举报的成县法院原院长杨庚定后升任陇南中院副院长；成县、陇南两级检法，既是被信访投诉的对象，又是本案的侦查、起诉、审判机关。

“自己查自己”的架构下，回避申请若被忽略，判决的正当性先掉一半。

任何人都不得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

八、两个陇南，两种“可拨通”

孙雪涛时代，市委书记把手机号挂上网，意思是：

群众有冤，可以找我。

胡昌升在省信访局接访时也说：“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倾情倾力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可落到镡佐龙们身上，现实是另一套：

• 给唐仁健寄，没回；
• 给任振鹤寄，没回；
• 给胡昌升寄，没回；
• 给张柯兵寄，成了罪证；
• 给李祥、王文全寄，成了罪证；
• 给新任陇南、成县领导，不敢再寄——因为寄信本身已被本地司法定性为“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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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对任何一位领导个人作未经证实的归责。信没回复，可能是转办了、沉到台账里、卡在分流环节，也可能只是没走到书记案头。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

当“寄给领导”在诉讼里被当作滋事证据，而“寄给更上级”又长期无回音，信访制度就悬空了。

它不再是从群众通向组织的桥，而成了从公民通向被告人的路。

九、80万没追回，举报人先坐了牢

这是全案最刺眼的反差。

• 中华财险骗走的80余万财政补贴，未追缴；
• 市公司农险部责任未被追诉；
• 被举报的检法人员，有的平调、有的重用；
• 三个持续寄信的信访人，被判“寻衅滋事”。

镡佐龙2022年3月入狱，2025年出狱后继续向甘肃省高院申诉，并把信访对象彻底上移——只寄省一级和中央机关，不再碰陇南、成县本级。

源头问题不回应，把追问源头的人办了——这不是维护秩序，是把秩序的成本转嫁给个人。

十、口袋罪的最怕，是被“顺手用”

寻衅滋事脱胎于“流氓罪”，本该管街头横行、起哄闹事。

可基层实践里，它越来越像一只口袋：

• 话说重了，装进去；
• 信写多了，装进去；
• 信访缠了，装进去；
• 监督锋利了，装进去。

刑法讲谦抑。能用信访、行政、民事解决的，不进刑事；能具体评价为诬告、侮辱的，不借“寻衅滋事”兜底。

把“持续实名举报”翻译成“滋扰滋事”，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懒政：

不必回应那80万对不对，只需证明你信寄得太密。

十一、尾声

孙雪涛那封信里有一句：

有事，找我。

镡佐龙、张建林、郭红军用三年多、一千六百多封信、一千多张邮票，回答了这句话。

他们给成县寄过，给陇南寄过，给张柯兵寄过；

给唐仁健寄过，给任振鹤寄过，给胡昌升寄过；

给省检察院、省高院、省纪委寄过；

给北京的上级机关也寄过。

大部分，没有回音。

少数回音是：你寄来的信，构不成犯罪。

他们真的“找了”。

后来他们找到的，是一纸判决，和一段沉默的邮路。

——可拨通的号码，不该只属于某个人；

——能寄达的信访，才是一座城真正的体面。

从“13993902386”到“92号判决书”，中间隔着的，不只是一个号码的离线，

而是一座城，要不要继续相信“拨通”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