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 冯尔康：《探微集》述略——纪念郑天挺先生

《探微集》述略

——纪念郑天挺先生

杨志玖　冯尔康

南开大学历史系

翻开郑天挺先生的《探微集》，《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进入我们的眼帘。孟森先生是用近代的方法研究清史的开拓者之一，郑天挺先生是较早地运用马列主义研究清史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他缅怀友人孟森，著文介绍其学术成就；如今郑先生遽归道山，我们觉得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学习他的著作，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他的学术专著《探微集》，由中华书局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为时不久，已引起国内外史学家的重视。我们师法郑先生对孟森著述的介绍，对他的著作亦事“述略”，和广大读者共同研讨他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

《探微集》收辑郑先生论著四十三篇，其中有的写作于三十年代中期，有的发表于七十年代末年，这是他在四五十年中部分著述的汇集。郑先生于一九三九年自述：“余旧治国志，继探求古地理”，叙明他早期研究《三国志》，从事史籍整理，接着对历史地理学进行研讨。抗日战争前夕，他对清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抗战中在云南，更以较多的精力研治它，并于一九四五年出版《清史探微》一书；与此同时，他对历史地理的探讨，集中于边疆史地的考察。全国解放后，他做了大量的史料整理工作，特别是对他早年就留心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郑先生治学领域宽广，硕果累累，而以清史、边疆史地、古文献（包括档案）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尤为突出。《探微集》所收论文，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探微集》有关于清史的专题论文十数篇，从不同的侧面说明清朝的历史。满族入关以前社会性质问题，关系到对满族历史发展、满汉各民族关系、清初历史的解释，是史学家比较重视的研究课题。郑先生积极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先后以《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为题，著文阐发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前，满洲族的社会已经历了奴隶制，正向着封建制转化，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化的完成，是封建政权。他着力分析了满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指出新的生产力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说明满族封建制及其政权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他把八旗制、后金政权的官僚体制看作是鲜明的阶级统治制度，是封建制的特征，以之证明后金是封建政权。他还阐述了后金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惟其是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所以它在入关后，能够不同于明朝的腐朽统治，而在祖国各民族团结合作下，对祖国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全面研究，成为这个问题讨论中的重要的一家意见。

郑先生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中，论述了满族的族源，指出它出于明代建州左卫，祖先为周朝的肃慎，唐代的靺鞨，金代的女真，“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不是外来民族。郑先生考察了清代皇帝的血系，获知自清太宗至清宣宗的七个皇帝均含有蒙古人或汉人的血素，而这新血液的输入，“与当时武功之奋张，文化之调融，不无关系。”

剃发和易衣冠，是清初民族压迫的重要内容，并引起汉人的强烈反抗。郑先生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一文中，介绍了满族渔猎、祭堂子、丧葬、婚嫁等习俗，对剃发与衣冠制度探本溯源，区别明清两代的不同，使读者明了清朝统治者强制推行剃发和易衣冠政策是维持其统治的手段。

内务府制度为清朝所特有，郑先生撰《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从包衣制度论到内务府。他说包衣的性质是世仆，职务是管家务、供差役、随侍，而在皇室，这些事是由宦官职掌的。因此包衣制度与宦官制度不能并容。郑先生在文中着重分析了清初使用宦官与禁止宦官的几次斗争，叙明康熙初年裁撤内监十三衙门，确立内务府制度，而内务府系由包衣演化而成，较内监制度为优。他说：“宦官是少数人把持的，是终身的，是国家法令所不易及的，而内务府人员虽以上三旗为基本，但人数较多，他们是流官，有升转，有外用，有京察，不能永久把持，且在国家法令层层监督下，他们虽然奢汰贪昧，但是还不能因之作恶。”

“太后下嫁”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此论的根据之一是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孟森反对此说，谓多尔衮皇父之称，犹如汉人之呼尚父、仲父，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明。几乎同时，郑先生作《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一文，依据大量文献资料，说明“皇父摄政王”是顺治间最高爵秩，其下为“叔父王”、“叔王”、亲王、郡王，这种爵秩，不以齿叙，不以尊封，亦不以亲封，是酬报有大功之亲王，即“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多尔衮即因此由亲王晋“叔父摄政王”，终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同时，他的这种尊称，与其左右的希旨阿谀、满洲的旧俗也有一定关系，而“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郑先生结合顺治初年的政治状况和满族习俗，正确地阐明了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的原因，解决了太后下嫁的疑案。

《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是郑先生概述清朝军制的论文，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来源、建制、统帅、军费、驻防、职能、战斗力的演变及其本质。

郑先生研究清朝开国史、清朝典章制度史和满族史，涉及清代的基本制度，从而阐明清朝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他所涉猎的问题，有的是他首先提出的，有的是他与史学界同行共同探讨而加以深化的。清史这门学科，在断代史中产生较晚，郑先生《探微集》中的有关论述，促进了它的形成与发展。

抗日战争前，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古地理学》，印有讲义，受到好评，《探微集》选载了它的第一章《绪说》，标题为《关于古地理学》。在云南，他写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组文章，利用音韵学的知识，研究藏族及其相邻的不丹国历史。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提到吐蕃是发羌的后裔，此事在《通典·西戎吐蕃》、《旧唐书·吐蕃传》、《唐会要·吐蕃》、《通考·四裔吐蕃》、《太平寰宇记·四夷》、《宋史·吐蕃传》等典籍中均无记录，郑先生考证出发羌的地望与西康西藏相应，它的读音又与西藏土名Bod相合，所以发羌的称谓实出于Bod的对音。关于《隋书》的附国，郑先生说“附”字是“发”字的转音，“亦即西藏人自称Bod之对音”。郑先生还从《附国传》所载的该地风土情形，与康藏地区比证，得出它们相近似的结论，因此他说附国确属藏地，其名取于Bod之对音。“薄缘”，郑先生考订，即西藏南邻山国不丹。郑先生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力地说明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发生密切关系，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薄缘的了解，不仅有助于西南边境的考察，更是对中国与不丹两国关系史的开创性研究。

郑先生晚年对西北和东北史地用力尤勤，《探微集》中《关于丝绸之路》的长文，就是研究成果之一。这篇文章，对丝绸生产、丝绸之路作了通俗的、概括的说明。他利用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证实蚕丝、蚕丝工艺技术、丝织工具及其成品丝绸，都是中国创始的，而且早在公元前几世纪就传到外国，受到欢迎，那时丝绸之路还没有正式形成。他指出西汉以前，已经有了东西通道，而张骞通西域，使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逐步形成，及至公元一二世纪，丝绸之路继续发展，即（1）丝绸之路更加扩大；（2）更向西方推进；（3）由陆运发展为海陆联运；（4）各国围绕丝绸之路发展及成为交通网；（5）各地商队来者日多；（6）通使国家加多；（7）东汉官吏乘机运售丝绸作生意。至于丝绸之路的得名，是出于西方历史学家。郑先生认为这条东西通道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运输丝绸特意开辟的，但它开辟后更加促进了丝绸交换和丝绸工艺的发展，用“丝绸之路”来标志这个道路是很恰当的。他还从我国典籍中获知，古人将这条通道称为“汉道”、“碛路”，丰富了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知识。郑先生对边疆史地的研究，继承了清代学者的优良传统，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良好学风，应为我们所重视。

郑先生用了十年的功夫主持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中《明史》的校点工作，撰写了《〈明史〉校读拾零》。他在早年为影印清人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作序并撰写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篇有影响的文字。解放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加强了，郑先生主编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分别写了序言和介绍，这些文章都收进了《探微集》。赵一清是著述颇富的学者，然而他的即将完稿的《直隶河渠水利书》遭人窃据，所作《三国志注补》又与友人、著名学者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有雷同处，因被后人怀疑为抄袭者。郑先生经过周密的文献调查，查明赵的生平，排出杭、赵二人学术活动年表，证明杭氏著书在赵氏之前，且未见过后者的著作，不会剽袭赵书，但杭书广采异闻，失于疏证，稗贩为多。赵书则捃摭更富，考订綦详，许多地方纠正杭书的违枉。郑先生的结论是：“杭、赵两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其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证据相近”，可惜的是赵没有把杭的全部成果吸收过来，否则赵书既行，杭书可废了。搞清了赵、杭两书关系，为赵洗雪冤枉，还其大学者本来面貌，使后人敢于相信和吸收他的学术成果。郑先生的这篇文章，在《国学季刊》五卷四期以首篇的显著地位与读者见面，当时他才三十多岁，能够获得享有盛名的刊物的承认，说明他的作品有较高的价值。《〈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一文，叙述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来源及流传、整理的情况。它介绍了清代公文文种，是利用档案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它将大库档案发现后分散各处的纷繁事实，列表说明，清晰易晓，为后学所采用；它还对档案整理的方针、方法作了初步的总结。其价值远远超出对《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书的介绍。

郑先生在整理史籍、档案的同时，还作了大量的考订工作，《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可以说是他鉴定史籍的代表作。《织工对》被学术界用作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珍贵资料，但它所叙述的情况，是在元末还是明初，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学者中没有取得一致见解。郑先生的文章即为回答这两个问题而作。他翻检徐一夔《始丰稿》一书的编排体例，发现是按年分组排列，前三卷成于元至正二十七年以前，《织工对》收在第一卷，应为元末之作，而那时徐正居于杭州，有可能同织工谈话和纪录成文。他又以辞汇学的方法考证文中“日佣为钱二百缗”的“缗”字，系元末对一千钱的习惯用语，不同于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他还从元末明初钞币贬值的不同情形，说明“日佣为钱二百缗”应是元末的现象，而不会是明初的。就是说，他从多方面证明《织工对》是写于元末、记叙当时丝织业情况的文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这里，我们不由地想起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郑先生是以他对史料的精细的鉴别和分析，实践了恩格斯的教导。

建国后史学界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新学科的建设，郑先生都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前述《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以及《探微集》中的《关于曹操》、《关于清官》、《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等文，就是这方面成果的记录。至于它们的内容，不再一一叙说了。

《探微集》体现了郑先生的治史方法。关于这个书名，郑先生说是“既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也表示我学无所成的惭愧”。他为人谦虚，这两句是明证，但也表达了他用“探微”的方法研究历史的主张。看《探微集》目录，人们会发现许多论题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小的，但打开阅读，才了解它又是联系较大历史问题的，比如《“黄马褂”是什么？》一文，说的是清朝官吏的一种服装，却将它同清朝服制、政治制度和清朝后期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说郑先生的探微方法，是从具体的历史问题着手，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以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某一个方面有所说明。《探微集》所表现的郑先生历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力求全面占有资料，并对它作“批判分析”。郑先生还强调比证的方法，他说“解释历史，说明历史，总以根据具体事实加以比证，比较可信”。他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就把东北出土的辽金时期的文物资料与清朝的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有规律可寻的，因此他的比证方法就不同于西方的比较法。他是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利用比证方法，寻求各种历史事件内部的联系、异同，以期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说明。

阅读《探微集》，我们也深深地为郑先生的爱国主义的治史思想所感动。当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所谓满族不是中华民族成员、满族政权历来独立的荒谬观点也在泛滥。郑先生忧虑国家民族的危亡，痛恨奸人的谬论，决定研治清史，以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敌人的无耻宣传。他在《清代皇帝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中，用满族的历史，痛斥日本侵略者非法扶持“满洲国”，他说：“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抗战时期他的西南边疆史地的学术成果，是他增强中华各民族团结的愿望的产物。解放后东北、西北史地的研讨，同样贯穿着爱国思想，他在《关于丝绸之路》一文中，讲到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特别指出：“世界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说中国北方国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这完全是捏造”。对歪曲我国各民族历史的谬论给予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爱国思想，溢于言表。这种学术思想，是他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也是他留给后学的精神财富。

数十年来，郑先生做过许多教学行政和社会工作，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分别担任过总务长、秘书长、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务，他是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多种多样的工作，占去了他很大精力，但是他给自己规定“坚持研究，争取讲课”的目标，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总在坚持历史教学和研究。他献给历史科学的《探微集》，是他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妥善安排各项工作的产物。

总之，《探微集》体现了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思想、学术成果和治史方法，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的一部有着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是我们学习史坛前辈郑先生的好材料。据我们所知，郑先生还有一些遗著，如果它能早些与史学同行见面，将是有益的事情，也是对郑先生的最好纪念。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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