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道光年间，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在记录官场见闻时，曾写到给上司送银、送礼以及打点衙门差役的具体数目。账面上的每一笔，看似只是往来礼节，合在一起，却成了官员头顶上甩不掉的负担。
这正是清代陋规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往往不写进正式法令，却能左右官场办事。该送多少、送给谁、什么时候送，久而久之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少了，被认为不懂规矩；不送，办事就可能处处受阻。
最常见的一类，是节礼和寿礼。元旦、端午、中秋，称为“三大节”；上司生日以及皇帝、皇太后寿辰，又被列入“两寿”。地方官要向府、道、藩、臬、督抚等上级馈送银两或财物，新官到任、旧官离任，也常常要依例表示。
民间送礼，本来重在情分。到了官场，礼物却被固定成数额，性质便发生变化。清代不同地区标准不一，富庶省份往往比边远地区更高。有些州县官仅应付节礼、寿礼，一年便要支出数百两，遇到特殊庆典，数目还会增加。
第二类，是衙门内部的打点费用。官员前往上司衙门办事，除了给主官送礼，还要照顾门房、跟班和承办文书的胥吏。送给官员仆役的银钱，常被称为“门包”；交给衙门办事人员的，则有“茶仪”等名目。
这些钱并非只花一次。汇报、请示、催办、求情，处处都可能碰上。张集馨记载，向高级官员馈送三节两寿时，除银两外，还要准备水礼、表礼，门包和茶仪也分别计算。官员见一次，便有一次开销。
有意思的是，越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越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摆脱陋规。总督、巡抚从地方收取馈送，同时还要向京城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院堂官送礼。地方送往京师的银钱和物品，常被称作“土仪”或“部费”。
第三类陋规，往往附着在具体政务之中。盐政有匣费银，学政有棚规银，司法衙门有赃罚银，军营中还有因虚报兵额、克扣粮饷而形成的空额银。名目不同，背后的共同点却很明显：利用职权，把本应由公帑承担或根本不该收取的费用转嫁出去。
税关和榷关的名目尤其繁杂。各地关口在验货、开仓、过运、登记等环节，都可能出现额外收费。有的叫分头银，有的叫担头银，还有验仓银、开仓银、帖写银等。商旅若想顺利通行，往往只能逐项应付。
地方官并不会凭空拿出这些银两。俸禄有限，衙门日常开支又多，于是有人便从火耗、平余、杂派等处寻找来源。名义上是补办公费用，实际常常层层加码。百姓缴纳的每一笔，经过地方衙门、上司衙门和京城关系网，最后变成官场运转的“润滑钱”。
雍正时期，朝廷已经意识到这种恶性循环，推行耗羡归公，并发给官员养廉银，试图让地方有一笔公开经费，减少私下索取。这个办法确实触及了问题，却没有彻底改变官场习惯。原因在于，陋规不仅是基层官吏的贪取，也牵连着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分配。
到了嘉庆、道光以后，许多陋规不再只是暗中收取，甚至形成半公开的惯例。官员要升迁，需要经营关系；衙门要办事，需要打点关节；上级要维持排场，又会向下摊派。每个人都可能既是索取者，也是被索取者。
更难回避的是，宫廷庆典同样会放大这种机制。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举行八旬万寿庆典，各地官员报效银两总数据记载达到约九十九万两，江苏一省即有六万二千两左右。地方官不会甘愿用个人俸禄承担，只能通过摊派和加征筹集。
因此，清代陋规并不是几个贪官临时起意，而是一套由礼节、权力、办事程序和利益输送共同组成的官场惯例。它从节寿馈赠开始，延伸到门包茶仪，又渗入盐政、学政、司法、军务和关税。名目越多，规矩越细，普通百姓所承担的隐性负担也就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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