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几天前，一个00后的年轻朋友告诉我，他看过上译配音的《虎口脱险》，也看过《尼罗河上的惨案》，小时候爸爸带着他看的，因为喜欢，他一直记得。不过，他完全不知道苏秀是谁。于是他想看看这本书，写了怎样的一个人。
我就跟他讲，这本书的传主，一辈子琢磨用声音塑造角色。她无官无职，却是一位伟大的事业女性；她没有机会拿文凭，然而学问的段位很高。她的大学是上译厂，她有老师陈叙一，有时时切磋的同事好比学长同窗，有全国各地的后辈尊她为师，有声音作品，有文字著述。她非常长寿，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于兵荒马乱的大时代，在另一个大时代离开，她什么都经历过了。
我认识苏老师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年近八十，她开始真正地“著述”，不是只写她自己，也不是为她自己而写。苏老师去世后，我经常周末去上图查资料，看到研究译制片的专著或学术论文，参考文献里常常列有她的两本著作，《我的配音生涯》《峰华毕叙》。我是她这两本书的出版编辑，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它们的原创性和含金量，然而在上图看到学者们引用她的文字，好几次眼泪就上来了。我为她骄傲。想告诉她知道。
她用最后的二十年，传播了重要的贡献，也成就了自己的第三个身份：写作者。这一点，这些年我们逐渐清楚，以后我们还会更加懂得，她所有工作的意义和分量。怀旧从来不是苏老师晚年勤奋表达的方向，她写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甚至有意回避那些随大流的、简便的、未经审视的怀旧。
因此，写作这本书，我也要求自己尽可能去探索，去溯源，去做一个追问者。我和苏老师有过很多次谈话，特别到了2021年，我更集中于提问，苏老师也不回避尖锐。我问她和她的时代，那么多“偶然”构成的命运，一定有“必然”在其中，那些必然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在相互作用？那么多经过了时间考验、我们现在叫“上译经典”的译制片，为什么会在上海出品？为什么是她，成为今天我们剖析与探寻的那个切入口？我想探寻，译制片在新中国文艺塑形中的位置，它塑造的社会文化，并不只是大众最熟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它有更本质更基础的前因，那条来时之路，并不浪漫。苏老师曾有意识地总结过上译经验，我还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某种现代性或者说上海性？
写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停下来自忖，这本书，以苏秀为名，不知不觉它扩大了边界，苏老师在的话，她会怎么想呢？没有她可以问的夜晚，交流成了单向的，原本有说有笑一起走的隧道，光亮也似乎遥不可及，我听不到回音。最后那几个月的冲刺，很辛苦，不仅是时间上紧迫，还有心理层面的犹疑、焦灼和孤独。但并非全然无助，因为我会想她一再表达的，没有陈叙一带着翻译片组开拓和建设，没有从翻译片组到上译厂的严格的锻造，没有那一波波才华横溢的同事们来回的切磋，就不会有她的成绩，所以她在接受法国颁发的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时说，“勋章是我得了，荣誉归于上译厂”。
我认识苏老师的时候，她已经老了。但她不“脆”也不“弱”，她爱家人同事，爱交朋友；只要不生病，她始终是一个兴致勃勃的生活家，永远要自己拿主意、做选择、表达态度。她侠骨柔肠，为邱岳峰、为陈叙一、毕克、尚华编了本书，累得大病一场。她说，她不做，就没有人为这些走得寂寞的老头子们做了。她写下什么是好的配音艺术，越来越多网友的认同，她就很得意。她当然有苦恼，有难以弥补的遗憾，和她的爱一样，都很具体。我认识的她，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具体的、完整的“人”。
回到几天前的交谈，那位说不知道苏秀是谁的年轻朋友，给了我震动和启发。苏老师有一个专业上的追求和理念，“我一直认为，译制片最好的效果，是观众忘记我们的存在”；这位年轻人无意中说出了他作为普通观众，“又记得又忘记”的感受，是不是再次印证，苏秀的艺术理念是真切的，无私的，至高的。而且，她做到了。
感谢文联的信任和全力支持，感谢出版社尽心尽力的工作，感谢在传记写作理念上给予我教育的朱东润先生和陈尚君教授，感谢非常多的同好与同行。最后，特别感念我的父母。我记得八岁生日那天，你们带我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译制片《佐罗》，那是一切的起点。
原标题：《陈飞雪：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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