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学家会普遍认为，公元536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年？

上世纪90年代，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树木年轮学家迈克·贝利在比对爱尔兰古橡木样本时，发现公元536年前后的年轮突然收窄，而且一窄就是好几年。

树木长得好不好，年轮会如实记下来，这么多样本同时变窄，只能说明那几年的夏天出了问题。

后来北美、西伯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古树样本也给出了几乎一样的结果，536年这个年份就这样被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反复提起。

真正让它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018年11月15日美国《科学》杂志刊发的一篇报道。

报道里，哈佛大学中世纪史学家迈克尔·麦考密克被问到活在哪一年最糟糕，他没有选黑死病横行的1349年，也没有选西班牙流感暴发的1918年，而是直接回答了536年。

在他看来，这一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甚至可以算作最糟糕的一年。

这话乍一听像是夸张，可麦考密克并不是凭感觉下的判断。

麦考密克的底气，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科尔格尼费蒂冰川。

2013年，研究人员在这里钻出一根72米长的冰芯，两千多年间火山、风暴和人类活动留下的微粒，都被一层层压进了冰里。

美国缅因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的团队用激光取样，每次只取约120微米厚的一层，精度可以细到几天到几周的降雪。

有了这样的分辨率，冰层和史书里的年份就能一一对上。

缅因大学研究生劳拉·哈特曼在分析536年春天形成的冰层时，找到了两粒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火山玻璃。

做完化学成分比对，这两粒玻璃和冰岛的火山岩相当接近。

不过研究团队的措辞留了余地，他们认为喷发源头可能在冰岛，也可能在北美，眼下还没有最终结论。

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提供了另一组佐证。

按照《科学》杂志的报道，547年还有一次喷发，地球气候相当于接连挨了几记重拳。

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写道，这一年太阳发出的光没有亮度，像月亮一样，看上去很像正在发生日食。

在东哥特王国任职的罗马官员卡西奥多罗斯，在书信里提到太阳带着淡蓝色，正午时分人的影子都几乎看不见。

他还记下了这一年冬天没有风暴，春天不够温和，夏天也不见炎热。

据《科学》杂志报道，这层遮蔽阳光的雾霾笼罩欧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约18个月，北半球夏季气温下降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过去2300年里最冷的十年就从这里开头。

降温一两度，放在今天可能只是多添一件外套的事，可对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来说，庄稼很可能就此熟不了。

爱尔兰编年史记录了536年至539年间的“面包匮乏”，粮食连年歉收。

2018年1月16日，芬兰自然资源研究所萨穆利·赫拉马团队在《科学报告》上发表研究，他们从6世纪树木年轮的同位素里读出了日照减弱、植物生产力下降的信号，并推测这会进一步波及人的健康。

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南北朝分立的年代，南北两方的史籍里都能找到天降黄尘、夏日飞雪、秋霜早至、庄稼受损之类的记录。

北方关中地区的处境尤其艰难。

《资治通鉴》在这一时期写下“魏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什七八”，寥寥十几个字，记的是关中百姓大批死于饥荒。

西魏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把荒地分给流离的农户，让耕作慢慢恢复起来。

府兵制也在大统年间一步步搭建起来，关陇地区的人力物力被重新组织。

这些制度后来被北周、隋、唐接过去继续完善，成了隋唐政治军事体制的重要根基。

地中海世界的日子则越过越难。

公元541年，鼠疫在埃及东北部的港口佩鲁西翁出现，接着顺着地中海商路四处扩散。

542年疫情传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当时在位的是查士丁尼一世，这场瘟疫也因此被称作“查士丁尼瘟疫”。

普罗科匹厄斯记载，疫情最凶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一天就有上万人死亡。

《科学》杂志援引的数据是，东罗马帝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

此后两百多年里，鼠疫在欧亚大陆西部反复卷土重来，到8世纪中叶才慢慢沉寂。

不少学者认为，火山冬天带来的长期饥荒让人们体质变差，人口迁徙和粮食转运又给疫病铺了路，几样因素叠在一起，瘟疫的杀伤力被成倍放大。

北欧受到的冲击同样不轻。

挪威科普媒体《挪威科学》介绍的考古研究提到，从536年开始的这场气候灾难，很可能是两千年来人类经历过的最剧烈降温，斯堪的纳维亚不少农庄在这一时期被弃置，有研究推测挪威和瑞典部分地区的人口可能减少了一半。

北欧神话里的“芬布尔之冬”讲的是三个冬天接连到来，中间没有夏天，许多学者认为这段传说里保留着那几年的真实记忆。

冰芯里还有一种不起眼的东西，那就是铅。

古人冶炼白银时会排出含铅烟尘，随风落到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上沉积下来。

科尔格尼费蒂冰芯显示，瘟疫暴发以后很长时间里，冰层中的铅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欧洲的银矿开采和货币流通几乎停了下来。

到了640年前后，铅含量重新抬头，研究者把它看作欧洲经济开始回暖的信号。

这项研究由英国诺丁汉大学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洛夫拉克牵头，2018年11月发表在考古学期刊《古物》上。

麦考密克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示，这一发现帮学界确定了欧洲走出低谷的时间点。

把时间轴拉长来看，2016年2月8日，乌尔夫·宾特根等学者在《自然·地球科学》上提出了“晚古代小冰期”的概念。

他们根据树木年轮数据推断，北半球这段寒冷期从536年一直延续到660年前后，前后一百多年。

这期间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都经历了人口锐减和财政吃紧，欧亚大陆西部的政治版图随之重新洗牌。

关于瘟疫本身，近年来研究仍在往前推进。

2025年，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约旦杰拉什古城的一处集体墓葬中，从遗骸里检测出了鼠疫杆菌的基因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在当年拜占庭帝国疆域内首次拿到查士丁尼瘟疫的直接遗传学证据，古书里的疫情记载终于能和具体的病原体对上号。

回到标题里的问题，历史学家为什么普遍把公元536年看成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年。

一个原因是波及范围太大，雾霾同时压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大片地区上空，各地史书几乎在同一时间写下了异常。

另一个原因在于灾祸一环扣一环，火山喷发让天气变冷，天冷让庄稼绝收，饥荒还没过去，大瘟疫又接了上来。

还有一点是拖得太久，536年只是起头，之后的严寒、疫病和经济萧条前后绵延了一个多世纪。

几样叠在一块，麦考密克等学者才会把536年单独拎出来，称它是人类最难熬的一年。

从冰层里的两粒火山玻璃，到古树年轮上的窄环，再到杰拉什古墓中提取出的病菌基因，不同学科的证据还在一点点补齐公元536年的完整面貌。

1. 安·吉本斯，《为什么536年是活着最糟糕的一年》，美国《科学》杂志，2018年11月15日。

2. 中国新闻网，《历史上哪一年灾难最多？科学家用冰川研究揭晓答案》，2018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