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按：本学期《公共政策分析》每次课后，都会随机请4-5名同学撰写“课堂感想文”，内容包括由课堂内容引发的思考和质疑，篇幅不超过一张A4纸。老师通过微信群或邮件回复等方式，点评同学们的思考，并回复质疑问题。这是本学期开始的新尝试。本公众号将选择性刊发同学们的感想文，并在全部课程结束后整理答疑情况。（冯川）
在这节课之前，我对米尔斯和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只是有所耳闻，对“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只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但课上老师所说“学习公共政策分析来定位社会，定位自己，理解变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社会相联结”给了我新的启发，让我不禁重新思考起“想象力”的含义。我尝试阅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部分篇章，但我功力尚浅，对书中许多精辟观点还不能产生共鸣，但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获得了一些收获，想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一二。
米尔斯在书中谈到自己的治学之道时说：“作为学者，你有特别的机会来设计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促成良好的研究习惯。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努力使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治学者也塑造了自我；为了挖掘潜力，抓住任何邂逅机遇的机会，他陶冶成了以优秀的研究者必备的多种素质为核心的品格。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之道就是你的核心，并且在你可能从事的每一项学术成果中纳入个人的体验。”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社会学想象力”的来源，它并非是一种先验的直觉或者禀赋，而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学者在日复一日的学术实践和训练中培养出的思维习惯，或者如米尔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同于艺术的想象力，它不是天马行空的，甚至不是抽象的、大而化之的，而是基于对个人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产生的对宏大社会的全新思考。
社会学研究者应当是对社会脉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人群，也肩负着敏锐透视社会、指出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使命，在这层意义上，社会学研究者应当具备最顶层的开阔视野，用犀利且客观的眼光审视社会，而非如同芸芸大众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但“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学者把握住现实生活而非超脱于现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将个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在这个层面上，社会学研究者又应当接地气，以访谈和田野调查等形式参与现实，寻求“入场”，而非仅仅坐而论道。
从个人生活的体验的角度看，在论文写作时，我们通常着眼于公共性论题而不是私人性论题，比如在讨论堕胎问题时，研究者不会把这一问题看做个人行为，而是考虑是否需要以法律限制堕胎或者采取其他强制规定。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公共和私人论题的边界不断模糊，一些原来的私人论题变成公共论题：夫妻打架变成家庭暴力论题，同居变成试婚论题，是否要搭救临危的路人在很多国家成为“见死不救罪”的立法问题。但在过去，这些行为只是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可以谴责但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交付全社会讨论，这也赋予了社会学研究者新的任务，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应当成为社会学研究者的必备素养之一。而放眼更广阔的生活实践，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老师上课时讲到的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绝非熟读政策文件和单纯的学术讨论能够发现的。精准扶贫政策作为一种运动型治理模式，却在个别地方的执行过程中被常态化，许多原本可以用常规体制解决的问题不得不使用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手段和模式来解决，许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而这些问题的暴露恰恰是来源于政策的真正落地执行，并由学者敏锐察觉，挖掘问题发生的内在机制，由此带来丰硕的学术成果，使得上级政府能够渐渐对问题作出回应。
作为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之所以时常在论文写作方面感到力不从心，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想象力的缺乏，归根结底在于对社会现实不够敏感，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和学术调查经验的不足。“社会学的想象力”不是不可企及的镜花水月，也不是非天才不可企及的超凡禀赋，而恰恰是建立在扎实研究实践之上的素养乃至本能，值得新一代学者孜孜以求。
2022年2月17日
刘千禾，武汉大学弘毅学堂2020级PPE文科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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