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今日,查良镛先生悄然收笔,江湖遂成绝响。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有人说青春散场了。我却总觉得,他只是像笔下的独孤求败一样,埋剑于斯,骑鹤而去,留下满纸风雷,供后人揣摩。
查良镛,海宁望族之后,表兄徐志摩,先祖查慎行。少年时立志外交,入中央政治大学,因讽官僚作风而被开除。这一笔,倒有几分令狐冲初出华山时的狷介。后来到了香港,在《大公报》译电讯,本与武侠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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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梁羽生写武侠火了,主编说:小查,你也试试。他说:太俗,不写。主编说:不写就没饭吃。于是他拆“镛”为“金庸”,写了《书剑恩仇录》。一炮而红。你看,这世上的事,往往不是“我想”,而是“不得不”。
陈布雷当年办《商报》,也是为稻粱谋,却写出了“主笔不吃肉,百姓饿断肠”的辣手文章。金庸之写武侠,初亦为稻粱谋,终成一代宗师。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道在屎溺”。俗到极处,便是雅到极处。
他写了十五部书,一千四百二十七个人物。乔峰误杀阿朱,是他中年丧子之痛;令狐冲放荡不羁,是他年轻时骂香港政府、差点坐牢的余绪;韦小宝最会拍马屁,他说“这是我最讨厌的人,也是我最了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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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当报社老板,见多了这样的人。陈布雷写蒋介石,写到自己吞安眠药;金庸写韦小宝,写到嬉笑怒骂皆是文章。一个以死明志,一个以生写人。路径不同,其心一也:都是把血肉之躯,掷进时代的熔炉里,炼出几粒文字的金丹。
一九五九年,他办《明报》。白天写社评,晚上写武侠,每天睡四五个小时。社评犀利,敢说真话;武侠热闹,养报纸。他说:“写武侠是为了养报纸,写社评是为了良心。”
陈布雷当年在《天铎报》写社论,也是这般两头烧蜡烛。文人办报,办的都是自己的命。金庸的命硬,烧了九十四年,烧出一张大报,烧出十五部书,烧出一个永远活着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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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〇年,他获大紫荆勋章。问他最大成就,他说:“做了两件事:写武侠小说,办《明报》。都满意。”这话说得平淡,却像他笔下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忘掉招式,只剩剑意。人生到了最后,比的不是谁记得多,而是谁放得下。他放下笔,走了。
他走那年九十四岁。郭靖还在襄阳守城,杨过还在终南山等小龙女,令狐冲还在华山喝酒,韦小宝还在扬州丽春院吹牛。金庸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他闹了九十四年,留下一个江湖,自己悄悄走了。这就像陈布雷说的:“人生如戏,戏散了,人走了,台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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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了。这八年里,我们经历了许多。但每次翻开他的书,那些刀光剑影还在,那些快意恩仇还在。他写的是武侠,写的是人生;写的是江湖,写的是人心。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侠客,金庸让这个侠客活了过来。
江湖远矣,侠客未眠。查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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