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央企数千万工程串标案，潘南宇律师成功辩护无罪撤案

2025年12月，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将工程建设与招标投标列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整治领域，严查政商勾连腐败。然高压态势之下，一个更深层的法治命题浮出水面：严打绝不等于泛化打击，精准才是法治的底色。

今年国庆假期刚结束，潘南宇律师在飞往南昌处理另一起案件的途中，就在航班落地、手机信号恢复的瞬间，工作群里弹出一条消息：“潘律师，终于撤案了！”来自浙江常山一起串通投标案的当事人。当地公安机关已正式作出撤销案件决定，认定“没有犯罪事实”。这意味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高度普及、无罪辩护空间极度压缩的当下，这起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当事人曾被指控为“组织围标者”，最终以无罪撤案，获得了完美收官。

一、上海滩技术专家卷入千万工程纠纷

本案当事人T某，是一位在上海从事舞台设备技术工作六十余年的资深专家。其本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处于半退休状态。

2021年，相识多年的L某找到T某，称浙江常山县的一项数千万级重点文化工程（知名央企中建某局的项目）即将开展招投标。L某表示相关关系已经疏通，但需要T某提供资金支持。换言之，L某负责联络，T某负责出资。

涉案剧场项目位于衢州市常山县，系当地重点文化工程，标的额高达数千万。T某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技术合作，便同意了L某的请求。

在正式中标前，中建某局为了赶进度，要求T某提前进场施工。出于对央企的信任，T某随即组织人员垫资开工。然而，在确认中标后，L某因获得其他资方更高的介绍费承诺，单方面与T某解约。此时，T某已前前后后垫付了四十余万元。解约后，T某不仅无法拿到已施工部分的工程款，垫付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亦无法收回。项目停摆，资金断裂，T某的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T某退出后，项目由其他公司接手，并于2023年竣工。令人意外的是，2025年1月，这起早已完结的招投标被举报涉嫌串通投标。曾经垫资施工的T某，被指控为组织三家公司围标、串标的犯罪嫌疑人。经侦的多次传唤限制了其人身自由。从技术专家沦为犯罪嫌疑人，T某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自己垫付了资金、参与了施工、未获取非法利益，为何成了刑事犯罪的组织者？

二、一份通话录音的证明力

案件追溯至2021年。原定的项目合作方除了L某、T某，还有负责设计的Z某。原本约定Z某享有两百万的设计费，但因L某单方面与T某解约，Z某的设计费也未能兑现。

Z某在向中建某局多次维权无果后，开始报警、上访。起初，警方认为这属于工程行业的常见经济纠纷，未予立案。但随后，Z某向警方提供了一份三人开会时的通话录音。

录音中记录了三方分别代表三家不同公司，在会议上沟通投标策略、分配报价的内容。在初步审查中，这份录音构成了串通投标的直接证据。加之涉案剧场系当地重大形象工程，警方在向上级汇报后，正式立案侦查。基于该录音及T某曾参与前期汇报、代缴平台会员费等事实，办案机关初步构建了T某为“组织者”的指控逻辑。

然而，本案的核心在于：办案机关截取了录音中“串通”的表象，却忽视了“先上马、后配鞍”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T某作为垫资者并未实际获利的真相。

三、无罪辩护+单位犯罪兜底

在建设工程领域，招标单位提前确定施工方并指令进场，事后补办招投标程序的“先上马、后配鞍”现象并不鲜见。本案中，中建某局在正式招投标启动前，已通过内部比价和集体讨论敲定了中标单位。这意味着，招投标程序启动时，结果早已内定，后续流程仅是为了满足企业内部合规要求。

从实质的法益侵害角度审视，此类行为不构成串通投标罪。刑法设立该罪，旨在保护招投标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及相关方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该罪名保护的核心法益自始未受侵害：

其一，招标人利益未受损。中建某局项目部领导集体决策敲定中标单位，其自身即决策者。

其二，其他投标人利益未受损。参与陪跑的三家公司均由L某单线联系，自始无中标意图。缺乏真实的竞争者，便不存在“排挤”情形。

其三，公平竞争秩序未受损。招标方无意通过竞争筛选施工方，市场竞争机制自始未生成，后续的“串通”行为无从侵害公平秩序。

鉴于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的难度极大，潘南宇律师在坚持无罪辩护的同时，制定了“单位犯罪”的兜底策略。通过论证本案系招标方中建某局的单位犯罪，一方面切断T某作为“非项目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路径；另一方面，促使办案机关在审查追诉央企时审慎考量。这一“双轨制”辩护策略，为案件的最终走向奠定了基础。

四、破控立辩，搭建辩方证据体系

确定思路后，核心在于证据。阅卷后，潘律师发现控方已构建了严密的证据链条，试图将T某锁定为“组织者”。为推翻指控，必须用客观证据重塑事实边界，并确保证据闭环，不给控方留下补充侦查补正的空间。

为此，潘律师梳理出三百多页辩方证据，分三个层次构建叙事体系：

第一组，核心客观证据。在核对中，T某回忆起L某曾使用两个微信，并发送过一张与中建某局负责人的聊天记录截图，内容为“定你了”“25个点”。该时间节点比正式招投标早了两个月。辅以人物关系图与前期方案汇报时间轴，直接证明了工程内定的事实，切中了控方“程序启动后才串通”的谬误。

第二组，外围印证证据。为防止检方通过补充侦查找证人修改口供，潘律师收集了T某提前施工的票据、进场记录以及近十位农民工的证人证言。物证与人证交织，巩固了“提前施工即已内定”的事实，确保案件事实不被轻易推翻。

第三组，宏观架构证据。为夯实兜底防线，潘律师调取了中建某局内部文件、全套招投标资料及施工合同。这些证据证明了锁定中标人系单位意志的体现，且利益归属于单位，精准切断了T某个人的归责路径。

五、两次退侦，无罪撤案

证据体系构建完毕后，潘律师前往当地检察院沟通。起初，承办检察官表示案件没有争议，并即将提起公诉,但听到辩护律师准备的证据后，承办人还是同意了见面。

在一间接待室，潘律师直接出示了L某与中建某局负责人“定你了”的聊天记录。检察官查阅后，瞬间意识到案件定性存在根本性问题。潘律师随即指出：“如果中标结果在招投标启动前已确定，所谓的串通投标仅是对既定结果的程序性确认，未侵害公平竞争秩序。退一步讲，这也属于招标单位的单位犯罪，建议作不起诉处理。”

检察官未正面回应，但表示需退回补充侦查。

第一次退侦，警方仅补充询问了中建某局对接项目的经理与技术总监，意图补强招标程序的合规性。补侦材料移交后，潘律师即向承办检察官指出，外围证言绕开了作出“定你了”承诺的核心负责人，无法动摇工程早已内定的客观事实。

面对二次退侦的僵局与随时可能重启的公诉风险，潘律师决定转换辩护赛道，主动前往当地经侦部门与办案人员当面会商。他向办案人员客观分析了案件继续推进可能面临的两种结局：要么检察院作存疑不起诉，要么案件被定性为中建某局的单位犯罪。无论何种结果，均无法实现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办案初衷。潘律师据此建议，不如由公安机关依法直接撤销案件，从根源上实现案结事了。

办案警官提出疑问：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公安机关如何撤案？对此，潘律师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发现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并将有关情况通知退查的人民检察院。”这意味着，公安机关依法有权不经检察院同意撤回并撤销案件。

不久后，潘南宇律师收到了检察院的正式通知：鉴于公安机关无法补足关键定罪证据，案件最终退回公安机关。当地公安局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认定“没有犯罪事实”，正式作出撤销案件决定。这样一桩看似无可争议的串通投标案，最终以无罪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从被指控“组织围标”到无罪撤案，本案的办理印证了串通投标案件的辩护规律：判定罪与非罪，不能仅停留在“围标串标”的表象，必须穿透现象直击法益本质：审查是否存在真实的竞争机制？幕后决策者与获益者是谁？

此案的无罪落幕，于当事人，是洗清冤屈、回归平静的劫后余生；于辩护人，则是坚守无罪推定、以专业对抗惯性的最好回响。

潘南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任京都南京分所合伙人、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总部刑事诉讼部专职律师。擅长刑事案件辩护与代理，以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财产犯罪、网络犯罪、有组织犯罪等案件为主，数起案件获得无罪、不起诉或撤案处理，代理的游戏企业涉侵犯商业秘密重案曾入选重大年度期刊典型无罪案例、开展刑事风险防范公司全员获释、代理的名校博士杀妻案曾再次入选期刊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