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钱学森回国坚持一定要见两人，部长称难满足，陈赓听闻后马上赶来！

1955年11月25日，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门前，钱学森下车时看到了一位出乎意料的人：陈赓。为了迎接这位刚刚归国的科学家，陈赓专程从北京赶来，站在这所高度保密的军事院校门口等候。

钱学森此行有两个明确要求，想见在学院任教的罗时钧和庄逢甘。接待人员把请求报上去后，有关方面一度感到为难。军事工程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人员进出有严格规定，钱学森虽然声望卓著，但当时还不是地方或军队系统的领导干部。

“这个要求，恐怕不容易安排。”

这句话传到陈赓耳中，他没有犹豫。学院方面很快作出安排，钱学森不仅见到了两位朋友，还被允许参观多个专业部门。陈赓的态度很鲜明：真正懂国防科技的人来到这里，不能被过于机械的规矩挡在门外。

这份信任，并不是临时起意。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陈赓奉调回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在酝酿建设一所军事工程院校，目的很实际：新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军队不能长期依赖缴获装备和外部援助，更不能让现代战争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始终处于空缺状态。

陈赓原本是带兵打仗的将领。让他主持办学校，他起初推辞过，理由也很直白：自己熟悉战场，却未必懂得办高等技术院校。但毛泽东问得很直接，党内还有谁既了解前线需求，又有组织和办学经历？

陈赓没有再推辞。

1953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选址并非偶然，哈尔滨接近苏联，便于接受技术援助，也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学校设立海军、炮兵、空军等工程系，培养的是能够把战场需求转化为技术方案的人才。

办校最难的环节，不是校舍，而是教师。

当时国内精通弹道、机械、航空和电子技术的专家十分有限，许多人还承担着其他重要任务。陈赓拿到一份名单后，发现调集这些人，需要层层请示，有的甚至要周恩来亲自批准。

他便想尽办法找周恩来。有时去办公室等，有时到西花厅询问，几次错过后，干脆守在周恩来必经的地方。一次碰面，陈赓把名单递过去，说：“总理，这几位专家，学院实在缺不了。”周恩来提醒他此前已经批过一批，陈赓却回答：“这次真是最后一批。”

周恩来了解他的性格，也明白军事工程学院的需要，最终还是在名单上作了批示。经过多方协调，陈赓先后为学院争取到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学校骨干的科学家。哈军工早期能够迅速形成规模，与这支教师队伍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没有把学校办成单纯的课堂。他反复强调，教学必须同国防建设结合，研究不能脱离武器装备实际。1954年，他随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军事演习，亲眼见到现代武器的威力，回国后更加坚定了发展尖端技术的决心。

钱学森归国，正好为这项事业带来关键力量。

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陈赓早已注意到这位火箭技术专家，希望他能够到军事工程学院看看，也希望听听他对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判断。于是，钱学森提出要见两位旧友的消息传来后，陈赓立即赶往哈尔滨。

欢迎仪式上，陈赓没有摆出过多客套，而是用一种近乎直白的方式表达态度。他认为，学院对钱学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真正的专家到了这里，交流本身就是对国防建设的帮助。

参观过程中，钱学森看了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和空军工程系，也查看了学院的实验设备。走到一处火箭实验装置旁，陈赓终于问出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造出自己的火箭？”

钱学森回答：“当然可以。”

陈赓听后十分兴奋。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技术判断，而是对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导弹事业的一次明确回答。

参观中也暴露出差距。钱学森看到一名教师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拆装设备，发现其中有值得改进之处，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教师担心改变原方案不合规定，钱学森没有强行争辩，只是指出，学习外国经验不能停留在照搬，真正掌握技术必须能够分析、改进和创新。

当天晚上，钱学森与罗时钧、庄逢甘见面。陈赓设宴相待，还半开玩笑地说，若钱学森到学院任职，大家都要支持。玩笑背后，是他对人才的渴求，也是学院当时最现实的困难：有设备不够，还要有能把设备用起来的人。

回到北京后，陈赓把参观情况向彭德怀作了汇报。此后，钱学森又在北京同多位军政领导和科技工作者交流，并为军队高级干部讲授火箭与导弹技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将帅参加学习，这种场景说明，现代国防已经不是单靠勇敢和经验就能完成的事业。

1956年，中国开始系统部署导弹、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工作。陈赓明确表示，哈军工愿意抽调教授支援国家任务。此时的他已经把学院同国家国防工业紧紧连在一起，学校培养人才，科研机构承担攻关，军队提出需求，几方面开始形成协作关系。

遗憾的是，陈赓没有等到这些事业全面展开。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病重期间，他仍牵挂学院建设，并留下关于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意见。

钱学森后来评价陈赓，说他性情坦率，内心热烈，品格像水晶一样明亮。这句评价之所以分量很重，是因为钱学森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热情接待他的将军，更是一个敢于为专家争取条件、敢于把国家需要摆在规矩之前、敢于用军事眼光推动科学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