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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界来和大家聊聊德国前总领事谈论中国 一番话!一个在中国扎了23年根的德国外交官,最近说了段让西方很不舒服的大实话。
他叫芮悟峰(Wolfgang Röhr),德国前驻上海总领事,两度在上海任职,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北京驻华使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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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踏进北京到今天,他亲眼看着这个国家从家家户户囤白菜过冬,变成高铁满员时5分钟后还有下一班。这段采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播放量冲到12.6万次,留言区一片“我们过去有多无知”的感慨。
我看完最大的感受,不是他夸中国,而是他戳破了一个持续30年的循环:西方不是看不见中国,是系统性地、一遍又一遍地看错中国。代价呢?德国车企这两年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曲线,就是最直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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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说,要是当年有人告诉他,40年后中国会造出全世界一半的电动车、高铁里程全球第一,他绝对不信。这种不信不是他一个人的偏见,是那一代西方驻华人员的集体认知。
反差最强烈的对比发生在柏林。他说一年前柏林动物园火车站是个大工地,一年后再去,还是那个工地,几乎没动。
而中国的高铁,车门位置精准对齐站台标线,发车分秒不差。他坐过南京到北京的高铁,满员时工作人员轻描淡写一句“5分钟后还有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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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嘴里的“中国速度”。但我觉得,这不止是速度问题,是一种工业能力和执行体系的差距。德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工程严谨,在基础设施更新这件事上,被程序性的低效拖成了笑话。
中国这边则是另一种极端:决策一旦定下来,落地速度快到外人反应不过来。两种模式没有绝对好坏,但当你要修一条高铁、铺一张全国充电站网络的时候,效率差距会直接变成产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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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悟峰点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方对中国经济的误判,不是一次,是反复上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官员和驻华记者都认定中国经济马上要崩溃。
逻辑也很“充分”:很多银行贷款不是冲着经济回报放的,而是行政安排。某某领导的女婿开个电视厂,地方政府就上投资,产品堆在仓库里卖不动,银行贷款收不回来。他们当时的结论是,中国的大银行迟早要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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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今天全球按资产排名最大的几家银行,有四家是中国的。当年那些“还不上的贷款”,被经济增长稀释、被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剥离、被持续的居民储蓄存款覆盖,非但没拖垮系统,反而成了全球金融体系里最稳的一块资产。
这种误判到2010年还在继续。芮悟峰回忆,2010到2011年间,他和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聊天,对方信誓旦旦说中国增长拐点到了,接下来就是硬着陆。他当时就反驳了。直到今天,“中国经济见顶”的论调还在换着名字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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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两层东西。第一层是信息茧房:西方的分析框架默认所有国家都走同一条现代化路线,偏离这个模板就是“不可持续”。
中国没有按教科书来,所以在他们眼里永远是“马上要崩”。第二层更隐蔽,是心理防御:承认中国做对了什么,等于承认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一些判断和政策是错的。人不愿意认错,机构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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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芮悟峰没有把这一切归为单纯的傲慢。他承认中国自己也走过弯路,也犯过错误。他观察到的一个核心差异是干部的历练路径:江苏的例子,南方有政绩的干部被派到北方,三四年把当地带起来再调回南方。
高级领导人的履历里,普遍有在多个省份主政的经验。他反问一句: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上任之前有过这么多层级的地方治理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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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这个观察是准的。一个在欠发达地区收拾过烂摊子、又在沿海发达省份推动过改革的领导人,和一个靠电视辩论和党内竞选上位的政客,对“一件事从决策到落地要踩多少坑”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这不是哪个制度更优越的问题,是长期项目能不能推进的问题。高铁网络、充电桩布局、新能源补贴退坡的节奏,这些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工程,需要坐得住的人。当然这个体系也有偏差和失误,芮悟峰自己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不打算替他把话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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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不会立刻要人命,但会在某个节点集中收账。德国车企,就是那个被收账的,过去几十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是真赚到了钱。
欧洲本土市场增长见顶,中国市场每年7%到8%地扩张,蛋糕在变大,所有人都有份。大众1984年和上海合资,这步棋在当时看是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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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90年代到2010年代,奥迪、宝马、奔驰加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那段时间不需要抢别人的蛋糕,自己这块就在长大,但新能源浪潮一起来,过去的利润反而成了麻醉剂。
疫情初期,德国车企的高管和工程师不愿意接受14天隔离,干脆不来中国实地看。2023年上海车展,德国董事会成员终于来了,回去之后整个人是懵的——行业已经被彻底翻过篇了。上海街头几乎所有出租车都换成了中国造的电动车,这在几年前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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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辩解说疫情期间根本没人能知道中国变化这么快。芮悟峰直接怼了回去:当时留在中国的德国人有的是,只要你愿意问一线的人,真实情况根本不是秘密,问题只是很多人懒得放下身段去问。
我给几组数据,大家自己感受这个落差。2023年,比亚迪一家卖了302万辆新能源车,同比增长61。9%,光在中国新能源市场就占了32%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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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上汽大众销量121.5万辆,同比下滑8%。大众在华纯电动车全年交付大约19万辆,增速23%,听起来不错,但同年中国电动车市场整体增速是37%。
也就是说,大众跑输了大盘14个百分点。新能源渗透率从2020年的5。4%,一路爬到2021年13。4%、2022年25.6%、2023年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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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4年7月,中国电动车单月零售首次超过燃油车,占比51。3%。2023年全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达到52%,第一次超过合资品牌总和。
到2025年,上汽大众年销量跌回100万出头,上汽通用只剩50多万,和巅峰期200万辆比,只剩一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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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前三季度,大众集团全球销量588万辆,同比下滑10.6%;如果剔除中国合资企业,其余市场销量只跌了1%。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大众全球的衰退,几乎全是中国市场贡献的。
这不是技术不行。德国的机械工程底子还在,奥迪宝马的做工口碑也还在。问题是当竞争维度从“发动机调校”切换到“电池密度、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算法、800伏高压平台”的时候,过去一百年积累的优势不能直接平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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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车的护城河还在,但护城河外面的河已经干了,对面是一整片新大陆,大众前CEO赫伯特·迪斯2024年说过一句大实话。
中国的动力电池、电动车、光伏、特高压输电已经全球领先,几十年后人类写气候治理史,中国必须写进去。他2022年被大众董事会赶下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坚持要在中国市场快转身、快和本土企业合作。董事会当时觉得他太激进。两年后销量数据摆上来,激进的人反而被证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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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最后,芮悟峰没有把话讲成“中国模式天下第一”。他的态度很克制:不要一直低估中国,也不要幻想把中国模式整套搬回德国。
德国的出路不是对抗,不是脱钩,而是守住自己擅长的东西,正面接招,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务实处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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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认同他的地方。一个在中国待了23年的人,没有变成“中国吹”,也没有回到德国变成“中国黑”。
他列了优势,也列了劣势和矛盾。这种光谱在今天的西方舆论场是稀缺品,大部分评论要么把中国当威胁,要么把中国当模板,两头都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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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区有个德国人说,他34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中间隔了这么久,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成就让他震惊,“很难想象我们当年有多无知”。还有人说这是他听过最好的关于中国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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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悟峰讲的柏林动物园火车站,那个工地十几年没变。我觉得那个工地就是一个隐喻:当你觉得一切都可以再等等、流程可以再走一轮、听证会可以再开一轮的时候,世界不会停下来等你。
中国的高铁已经从南京开到北京,又接到了拉萨和香港;上海的出租车已经全部换成电动车;而柏林的工地还在那里,认知差这东西,短期看是观点之争,长期看就是国运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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