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穷人”陆续出现，身临者苦不堪言，未来几年或许会更加穷

有房有车，穿得也挺体面，可家里人一住院，连一两万都凑不出来。

这样的“新型穷人”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

是这些人自己不够努力，还是背后有一套专门从穷人身上赚钱的玩法？

未来几年他们的日子会不会更难？

先看看大洋彼岸那门“穷人生意”。

就在这几天，美国医保新规又闹出了动静。

18到64岁、没有年幼孩子的医保用户，每月得完成80小时工作或其他合格活动，预计最多1010万美国人会因此失去医保。

不少人明明符合豁免条件，却可能因为申报材料太复杂、太难提交，被踢出保险。

按照美国标准，一个由父母和两个孩子组成的四口之家，如果年生活费不超过31,000美元，就属于贫困家庭，而全美有数百万人靠这样的收入生活。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约一万亿美元，帮助这些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近几十年来，这笔钱大多经由中间商，也就是私营公司来发放。

按照设想，这些中间商能更有效地管理资金。

福利因此成了一门大生意，讽刺之处在于，贫困本身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

把时间拉回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的贫困率约为22%，是今天的两倍，情况相当严峻。

1964年，林登·B·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困宣战”，表示在取得胜利之前绝不停歇。

这些资金投向医疗保险、医疗补助、食品券、公共教育等项目，贫困率随之大幅下降，从22%一路降到12%至13%。

但进展最终放缓，政府持续投入，经济表现不佳，民众逐渐厌倦了为福利项目买单。

罗纳德·里根随后登场，他说过：“几年前，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结果贫困赢了。”

政府支出私有化始于里根时期，并延续到此后的历届政府，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进一步扩大了私有化的范围。

纳税人把钱交给政府。

过去，政府直接向有需要的公民发放资金；改革之后，资金先拨给各州，再由各州聘请营利性公司，承担向符合条件者发放资金的复杂工作，包括审核资格、防止滥用福利系统。

政府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方式之一是税收抵免：报税时，只要证明自己有工作和收入，但收入不高，就有资格获得劳动所得税抵免；如果有孩子，抵免额还会增加，最高可达约7,000美元。

这本是件简单的事。

在许多国家，勾选一个选项就能拿到退税或生活补贴。

但在美国，仅劳动所得税抵免的说明手册就有45页。

由于手续过于繁琐，许多有资格获得抵免的低收入者不愿自己填表，转而求助报税机构。

针对自由税务公司的诉讼接连不断，哥伦比亚特区就曾对其提起诉讼。

该公司被指以代办报税为名招揽低收入客户，实则欺骗客户，暗中从退税中扣钱，其中就包括本应补贴他们生活的所得税抵免。

此外，自由税务公司还向客户放贷，声称拿到退税后再还款即可。

这类贷款往往伴随高利率和意外收费，整个定价机制如同黑箱，使自由税务公司得以从低收入美国人应得的税收抵免中获利。

美国没有像某些国家以及美国自己过去那样兴建大型公共住宅区，而是采取私有化方式，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住房券，让他们自行选房，政府承担部分租金。

这就是“第八条款住房”项目。

一些房东专门把房子租给第八条款租户，其中有些房东知道有政府买单，便抬高租金。

比如在华盛顿特区，一套市价每月1,600美元的公寓，房东可能收到每月2,500美元，比市场价高出近1,000美元。

由于政府对该项目监管不力，这样的虚高价格往往无人察觉，并照样获得补贴。

调查发现，仅在华盛顿特区，政府每月就为数千套公寓多付了高达100万美元的租金。

其中一家名为Maximus的公司是当今美国最大的福利服务提供商之一。

1995年，该公司收入约为8,800万美元，短短几年后就达到5亿美元。

如今，其业务价值已达49亿美元。

几年前，Maximus接管了田纳西州的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即医疗补助。

此后不久，许多儿童和老人被认定不符合资格，被排除在项目之外。

该州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人数增加了23%，增幅在2018年超过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州。

2016年，Maximus接管了堪萨斯州的医疗补助项目，此后不久，申请人发现申请出现严重延误，积压越来越多。

受影响的是弱势群体，其中大多是老年人，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原因在于，儿童、低收入人群和老人并不是Maximus的客户，公司没有动力为他们服务，部分原因是这些人别无选择。

他们以为自己在和政府打交道，根本不知道Maximus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压缩成本就意味着裁员，尽量降低处理申请的成本。

名单越短，要服务的人越少，成本也就越低。

成本确实降了，效率也确实提高了，但代价却由政府想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承担。

客观来看，Maximus的财务状况并不算暴利。

毛利率为20%，看似很高，但更能反映实际盈利水平的净利润率只有约3%。

不过，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去年的总薪酬达730万美元，公司在游说和资助选举方面的花费也超过100万美元。

与普通私人保险不同，医疗补助对牙科治疗的报销比例不高，因此许多牙医不接受医疗补助，但也有一些牙医只接受医疗补助。

这些诊所往往瞄准低收入、残疾或年老的患者，因为这些人不太可能维护自身权益、拒绝不必要的治疗。

北卡罗来纳州一名牙医因对一名三岁幼儿做了17次根管治疗而遭到起诉。

医疗补助专营牙科连锁企业Kool Smiles被迫支付近2,400万美元，该公司为并不需要治疗的婴幼儿拔牙、安装不锈钢牙冠、做根管治疗。

透析是一门靠量取胜的生意。

政府按治疗次数向透析中心付费，去年每次约为380美元。

一台闲置的透析机就意味着少赚380美元。

在营利性透析中心，协助治疗的工作人员更少，患者死亡率更高。

数据显示，营利性透析中心的肾移植转诊数量减少了17%。

既然透析能赚更多钱，为什么还要推荐患者去做移植？

患者一旦移植成功，公司就失去了一个客户。

DaVita已为其中一些行为支付了约10亿美元的和解金。

如果寄养儿童父母去世，或本人有身体、精神残疾，就有权从联邦政府每月领取约700美元的生活补贴。

这笔钱来自联邦政府的社会保障基金，本应直接发给这些儿童，至少按规定应当如此。

各州常常聘请Maximus等企业中间商排查寄养儿童数据库，找出有资格享受这项福利的儿童，然后再把这笔钱从孩子名下转入州财政。

在阿拉斯加，Maximus每找到一名有资格享受这项福利的儿童，就能获得1,600美元。

2018年，华盛顿州与Maximus合作，从寄养儿童名下获得了689万美元；威斯康星州借助Maximus的服务获得了413万美元；伊利诺伊州则获得了1,870万美元。

他们是社会中最脆弱的儿童，这笔钱本就属于他们。

专家安妮·金指出，有句老话说，挖坑的第一条规则就是停止挖掘，在这个问题上，首要原则就是停止私有化。

既然称之为私有化，就需要真正的竞争，而不是让几家近乎垄断的大公司包揽整个公共支出领域。

加利福尼亚州曾提出专门针对透析中心的利润上限，透析中心投入了超过一亿美元全力反对，第8号提案最终被否决。

一家管理公共福利的公司，究竟应该获得多少利润？

看完这一串故事，是不是觉得美国穷人挺惨？

可回头看看身边，贫穷早就换了样子。

以前说穷，想到的是补丁衣服、揭不开锅。

现在的“新型穷人”有房有车背名牌，朋友圈光鲜亮丽，账户里却常年是负数。

他们的日常挺魔幻。

工资刚到账，先去填信用卡和花呗的坑，再用白条拆东墙补西墙。

周末去高档餐厅打个卡，转头一周靠泡面续命。

家里老人突然住院，翻遍所有账户，愣是凑不出一两万块。

这群人里，八零后、九零后是主力。

“有房才有家”这句话推着他们早早上车，婚前掏空六个钱包付首付，有了娃再咬牙换学区房。

三十年的月供一背上，人生差不多就被锁死了。

城里过日子，啥都在计费。

物业费、停车费、暖气费、孩子的补习费，一样不少。

一天不上班，信用卡就悬了；三五天没收入，账面立马变成负数。

说白了，不是不想歇，是根本歇不起。

两边对照着看，套路其实挺像。

美国是私营公司蹲在政府福利池边上抽水，这边是超前消费和资产泡沫盯着年轻人未来几十年的工资抽水。

管子不一样，抽走的都是最缺钱那群人的血汗钱。

更扎心的是，“努力就能翻身”这话越来越不好使了。

种麦子改种果树，还是在地里刨食；五个服务员凑一块儿，也未必开得起一家饭馆。

努力了不一定往上走，不努力肯定往下掉。

高薪岗位越来越少，创业的门越来越窄，以前随便干干就能赚钱的好日子也过去了。

房贷、教育、医疗这些大头开销一样没少，未来几年，不少人的钱包恐怕还得再瘪一点。

美国那边要破局，得少搞盲目私有化，让市场有真正的竞争，再给利润设个上限。

普通人的办法也简单：别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别为了面子掏空自己，别把明天的钱花在今天的排场上。

一套精心设计的系统，偏偏让最缺钱的人最难攒下钱。

看懂了这套规则，才不容易被它牵着走。

钱包鼓不鼓先放一边，起码别再白白给别人的生意送钱，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