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抗战时期，天台有三所中学，即大公、育青和天台县中，学生人数不少。1938年天台政工队（实权掌握在我党手中）的负责同志指示，天台应该有一个书店，传播革命理论。赵百辛、杨伯泉、林天斗、胡祖型等人一商量，就把这工作接手下来。
这事起核心作用的主要是赵百辛，他是杨伯泉等三人在省立宁波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杨伯泉等三人读书时是同一个班的，林天斗是宁海人，胡祖型是嘉兴人，杨伯泉是天台人，这时四人刚好都在天台育青中学教书。
政工队的同志经常去赵百辛家，大家一商量，希望有个书店流通进步书刊，对群众确实能起一些作用。赵、杨、林、胡就这样接下了这事。
当时开店不复杂，不要向政府办什么登记手续，只要自己能筹得起资金，能够有书，有买书的人就可以了。
书店的名称定下来了，就叫“陶镕书店”。
于是开始筹集资金。开书店需要四百块银洋，除了杨伯泉家境较好，其他人都不是很有钱。杨伯泉就说我负责一半，其他二百块分成十元一股，各人去募。赵百辛、林天斗、胡祖型等有一股二股的，而杨伯泉除承担两百块外，还要到亲戚家去募钱。
资金筹好后，就要到金华同“新知书店”打交道，看能否记账，把新书经常寄配给陶镕书店。第一次是杨伯泉去的金华，碰到严北溟，两人谈了以后，严很支持，由陶镕书店出面，要什么书就给什么书，陶镕书店可以作为他们代销的分支机构，可以记账。卖出的书把钱收起来，有多少汇多少，不足的他们那里记账，再把书寄来。
当时金华“新知书店”有三人负责，一是严北溟，一是骆耕漠，一是邵荃麟。杨伯泉问是否要订合同，严说订也可以，不订也可以，反正书刊流通是他们的职责。杨伯泉付了一部分钱后，带了一部分书回来。以后他没有再去了，进书的事交给了其他的同志。
陶镕书店是按销路拟书单的，“新知书店”按书单配书。陶镕书店地址在民主路，即城关一小前节孝亭的对面。屋子是向一个住家的老头——其人吃素，道士装束——租的，他住后边，前面的一半两间店面租给书店。大家把一间用作书店，一间给林天斗和胡祖型作住屋。对外负责是林天斗。
书是开架供应的，三面放书架，中间放长桌，桌上放着刊物，如《读书生活》、《新观察》、《世界知识》等。书很多，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还有陈绍禹的言论集。主要是卖党的理论的书，天台有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是陶镕书店先卖的，杨伯泉他们从金华进来十多本。
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论“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以及《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有好几种版本）、《屠场》、《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有一部分书是杨伯泉他们自己用的，非卖品。如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是日本出版的，只印三百本，不易买到，赵百辛先生有一本；还有鲁迅的《两地书》、《鲁迅全集》，这些精装书很讲究，是陈列的。
买书的人主要是大公、育青学生。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来了，他们可以优先，可以借，看完了还给店里，有时他们一再转借，借丢了那也算了。天台县中学生因受孙德中的影响，来书店里趁火打劫，把书店搞得乩糟糟的，但也有买书的。
其时，天台还有一个书店，是围民党县党部办的，由梅士肇主持，经销正中书局的书，专给国名党做书籍流通。陶镕书店对这些书一概不进。
1939年，国民党明目张胆反对统一战线了。国民党天台县党部把寄到陶裕书店的一大捆书拿去，几次交涉，不肯发还。
放寒假时杨伯泉从上海回来，就去责问国民党县党部王定锐、葛其潭等人：现在是统一战线，出版的书都经过审查，为什么不可以卖？就把书拿回来。那时按天台的势力讲，各人有三寸金地，这些人还是要掂量掂量的。
不久，国民党就扯下脸皮，把沙风抓起米，但查不出沙风与地下党有什么联系。沙风说：我受朋友之托，朋友走了，把书店暂时交给我，我同这书店没关系。育青中学也大力去保，结果把沙风把出来，但书店被封掉了。这事主要是葛其潭那些家伙搞的。这是一九三九年暑假前的事了。
暑假时杨伯泉从上海回来，房东说：店被封掉，房子不能用，房租好久没给了。杨伯泉就去找天台县长梁济康。梁说：这事情不是我们搞的，把门开掉算了，里面又没东西了，没书了。杨伯泉就告诉房东开门进去。至于房租，店里的书架、桌子、椅子由房东卖掉作租金。
陶镕书店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杨伯泉听林天斗说，亏空金华方面有270元，但金华方面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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