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二十四年，刘墉任江苏学政期满后，被特旨授为太原知府。这道任命看似只是平调，实际却透露出清代官场的一条门道：同样是从四品知府，驻地不同，进入仕途核心的机会也可能相差很远。
清代制度上并没有把知府正式分成一等、二等。乾隆以后，知府定为从四品，全国各府在法定品级上并无区别。可到了实际行政中，省城所在的府，往往被视作特殊位置，通常称为省府。
省府知府的特殊性，不在官阶，而在所处的环境。
一般知府驻守府城，面对的是本府的赋税、诉讼、治安和水利；省府知府则不同，省城往往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教事务的汇集之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都在附近办公，许多跨府事务也会在这里交办。
这意味着，省府知府距离省级权力更近，却也更容易被卷入复杂事务。地方上的棘手案件，督抚不便直接出面处理时，往往会交给省府知府办理。民政协调、官员往来、接待差遣，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省府知府，不能只会管一府，还得听得懂全省的安排。”这话虽然口语化，却点出了其中的难处。
知府的任命，一般要经过吏部程序。某府出现缺额，吏部会按照资格、经历和考核情况开列人选，再请皇帝裁定。督抚的意见很重要，但通常仍属于常规选任范围。
省府知府则常常受到皇帝特别关注。乾隆以后，特旨授官的范围逐渐下移，部分省城知府也被纳入其中。所谓特旨，并不是说任命完全脱离制度，而是皇帝直接点名或特别认可人选，吏部的常规安排因此退居次位。
能进入这类任命范围的人，通常有较深的履历。翰林院官员、六部郎中和员外郎，是较常见的人选；地方知府若政绩突出，也可能得到督抚保举。正五品知州一般不在这一通道之内，单凭地方资历，很难直接跃升为省府知府。
有意思的是，省府知府并不一定比一般知府更轻松。清代考察地方缺分，常用“冲、繁、疲、难”四字衡量。“冲”是交通要地，“繁”是事务密集，“疲”指钱粮拖欠，“难”则是地方难治。
许多偏远府县，可能同时具备数项特征，知府要面对治安、征粮和民情等多重压力。省城经济较发达，通常不以“疲”“难”见长，却往往“冲”“繁”俱全。案牍多，关系杂，迎来送往和协调事务也密集，压力并不小。
因此，省府知府的选任，不能只看能否处理普通政务，还要看是否熟悉京官和地方官场的运作。办事过于拘泥，未必适合这个位置；只会逢迎而缺乏实干，同样难以站稳。
仕途差距，往往在任满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知府考核优良，通常按照常规升任道员，或者调往更重要的府任职。若考核等级一般，更多是调整缺分，很少出现突然越级的变化。
省府知府则有机会直接升任按察使，或调入京城担任三品官。刘墉后来由江宁知府升为陕西按察使，就是较典型的例子。这样的升迁当然不是人人都有，仍取决于政绩、资历、出身以及上级评价，但省城位置确实增加了被看见的机会。
收入方面，也要分开看。雍正以后，清廷推行养廉银制度，知府所得大致在数千两之间，各地虽有差别，却没有官阶表面上那么悬殊。单凭俸禄和养廉银，省府知府并不会与一般知府拉开特别夸张的距离。
真正造成差别的，是地方财力和官场交往。省城多为全省较富庶的地区，钱粮往来密集，属员也更愿意通过省府知府沟通上层。因此，省府知府接触到的事务和资源更多，非正式收入的诱惑也更大。
不过，这部分不能简单理解为制度允许的固定待遇。所谓陋规，本质上属于清代地方行政中长期存在的灰色现象，数额因地而异，也并非每名官员都能获得。若把传闻中的巨额收入当成普遍标准，反而会误读清代地方财政和官场生态。
附郭县知县的俸禄高于普通知县，也说明驻守省城或重要府城的官员，确实可能获得某些额外制度安排。但现有材料对省府知府俸禄是否普遍更高，记载并不充分，不能据此作出绝对判断。
所以，省府知府与一般知府的核心差别，不是品级写在纸面上有多大变化，而是权力距离、事务密度和仕途机会不同。一个管的是一府之事，一个身处全省政务交汇处；一个按常规等待考核，一个更可能被督抚和朝廷直接看见。清代官场的差距，很多时候就藏在这种制度没有明说、实际却人人知晓的位置差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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