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二哥”出身的王家烈，红军来了他不敢打，中央军来了他赶不走

王家烈这个人，经历还真有点传奇。

他是贵州桐梓人，年轻时家里穷，据说连娶媳妇都费了好大劲。迎亲那天，身上穿的衣服还是向邻居借来的，结果人家当天就来催着还。后来他还干过背盐的活，一百五十斤盐压在背上，走几十里山路，辛辛苦苦挣几个铜板。

就是这么一个出身的人，后来竟然当上了贵州省主席，还兼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

一个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年轻人，最后成了贵州一省的实力派人物。说起来，确实不容易。

可王家烈的麻烦，也恰恰是从他坐上这个位置以后开始的。

1934年冬天，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这个消息传到贵阳，王家烈肯定不会轻松。摆在他面前的事情很麻烦：红军来了，他这个贵州地方实力派不能不管；蒋介石也来了，而且中央军打着追剿红军的旗号，正准备进入贵州。

这两拨人，哪一拨都不是他能随便得罪的。

表面上看，王家烈是贵州省主席，又是二十五军军长，地盘、军队、官职都有。可真把家底摊开看看，就没那么风光了。他手下的黔军，人数和装备都有限，五个师当中，能够直接掌握在他手里的，也不过两个师、八个团左右。

拿这样的队伍跟红军打硬仗，他自己心里恐怕比谁都清楚，打赢的把握实在不大。

更要命的是，他对蒋介石也不放心。

王家烈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留下过一句话：“红军主力到贵州来了，要占据我的地盘，我想阻挡是办不到的。蒋介石对我不怀好意，我早已明白。”

这话把他的处境说得很清楚。

他怕红军，但更担心红军走后，蒋介石的中央军赖在贵州不走。对王家烈来说，红军从贵州经过，至少还有离开的一天；中央军要是进来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恐怕就保不住了。

所以，王家烈采取的办法并不是拼命抵抗，而是尽量避免和红军正面交锋。

该开的军事会议照开，该布置的防线照样布置，但具体行动中，他明显不愿意把黔军的家底全部押上去。红军向哪里行动，他就根据情况调整部队；碰到真正需要拼命的时候，他又尽可能保存实力。

他后来也说过：“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滑头，可放在当时那个环境里，也能看出他在打什么算盘。他不是不知道蒋介石要他出兵，更不是不知道红军不会因为他不打就放过贵州。他只是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为了蒋介石的事情，把多年积攒下来的军队全部消耗掉。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蒋介石收拾贵州地方势力的决心。

1935年初，中央军进入贵阳。薛岳率部进驻后，贵阳的城防逐渐落入中央军手中。王家烈名义上还是贵州省主席，可实际处境已经很尴尬。有材料记载，他进出贵阳时，甚至要接受中央军的盘查。

您想想，一个堂堂贵州省主席，回自己的省城，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地盘虽然还挂着他的名字，真正能说了算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

蒋介石接下来又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

据王家烈的回忆，蒋介石派贵州籍的李仲公来找他谈话，转达蒋的意思：军、政两方面最好专管一样，让他选择主军还是主政。

王家烈选了主军。

他的想法大概不难理解。省主席可以交出去，只要手里还握着军队，自己就不至于完全失去说话的分量。于是，省主席的位子交给了吴忠信。

可王家烈没有想到，蒋介石真正想要的，恐怕从来就不只是贵州省主席这张椅子，而是他手里的二十五军。

后面的事情，王家烈自己回忆起来，恐怕都觉得窝火。

蒋介石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一带活动，分别找二十五军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谈话。按照王家烈晚年的说法，晏道刚给何知重五万元，许诺让他接任军长；对柏辉章则答应，部队开到四川石柱以后给钱，数目是三万元。

这两个人可不是普通部下。何知重是王家烈的表弟，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柏辉章同样是他的旧部。平日里称兄道弟，王家烈对他们也算信任。

王家烈回忆说，两人还曾拉着他到城隍庙发誓，表示绝不会背叛他。

可誓言归誓言，到了真正涉及利益的时候，事情就变了。

柏辉章甚至派人到军部闹饷，带着两个连的士兵找王家烈要钱。王家烈拿不出来，场面自然十分难看。晏道刚还在旁边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大意是：连自己的部下都管不住，还怎么当军长？

这哪里只是闹饷，分明是在告诉王家烈，他已经管不动这支队伍了。

其实那时候，他也确实没多少办法。

中央军进入贵州以后，省里的财政和军队供给逐渐被控制。军部、政府的工作人员都面临经费困难，连正常开销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按时给部队发饷了。师长有自己的打算，士兵又要吃饭，王家烈这个军长夹在中间，手里没有钱，也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力量。

说白了，军队的名义还在，军权却已经被人一点点掏空了。

到了这个地步，王家烈只好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他在辞呈中表示，愿意解除兵柄，个人出外游历。

蒋介石很快批准了。

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蒋介石对王家烈已经没有多少顾忌。既然兵权拿到了，人留不留在贵州，都不重要了。

后来，王家烈离开贵阳，前往外地。有关这次离黔的记载提到，张学良方面曾派飞机接送。一个曾经掌握贵州军政大权的人，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后来，他被安排担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听起来还是个官职，可跟过去的省主席、军长相比，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更让王家烈一家难受的事情，还发生在他离开之后。

据王家烈方面的回忆，他走后，吴忠信主持贵州政务期间，王家烈的住所遭到搜查，家中的枪支等物品被收走，连蒋介石曾经赠送给他的手枪也没有留下。他的夫人万淑芬的两名族侄，后来也被抓走并遭枪决。万淑芬带着孩子离开贵阳，回了铜仁老家。

这些事情究竟有哪些具体经过，还需要结合不同史料来看。但对王家烈一家来说，失去贵州的权力只是第一步，原先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当然，王家烈也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全归咎于蒋介石。

他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

王家烈曾经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过密切联系，还参与过反蒋方面的活动。据相关记载，他与桂系方面曾有《三省互助条约》一类的秘密约定。后来，这些消息被人告知蒋介石，双方的关系自然更加紧张。

另外，万淑芬插手地方人事，也是当时贵州政坛颇受议论的一件事。她把铜仁老家的一些亲友安排到重要位置，原本跟随王家烈打天下的旧部对此很不满意。

贵阳当时还流传过一副讽刺王家的对联：“王纲坠地，万恶滔天。”这里的“王”指王家烈，“万”指万淑芬。这样的话能在街头巷尾传开，至少说明当时的王家在贵州已经失去了不少人心。

所以，王家烈的倒台，不是单单因为他不肯和红军打仗，也不只是因为蒋介石想夺他的兵权。地方派系内部的矛盾、个人用人的问题，加上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贵州的控制，这些事情凑到了一起，最后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

蒋介石对王家烈也不是完全没有评价。据一些回忆材料，蒋介石曾对陈诚说过：“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左右。”

这句话到底有多少客观成分，咱们暂且不论。但王家烈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也有地方军阀的局限。他想保存实力，不愿意替蒋介石把黔军消耗光；可他又不愿意真正放弃手中的权力。结果，红军经过贵州，他没有能力阻挡；中央军进来以后，他也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位置。

他以为自己是在夹缝里找出路，最后却发现，夹缝越来越窄，已经没有地方站了。

有意思的是，王家烈后来的人生，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这次失败上。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走到尽头。有人劝他重新招兵买马，组织武装抵抗解放军，他没有答应。按照后来流传的说法，他表示：“我过去错了，蒋介石不要我，毛泽东要我。我再不敢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这句话未必能概括他当时全部的想法，但至少可以看出，他没有再走回过去那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烈留在贵州，后来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说到他晚年，还有一件事经常被人提起。

钟赤兵后来到贵阳工作，担任过贵州军区司令员。长征期间，红军在娄山关一带作战，钟赤兵的腿就是在那场战斗中受伤的。过去，王家烈所部曾经与红军交战，如今两个人却在同一座城市里见面了。

据说，见到钟赤兵时，王家烈面露愧色。钟赤兵没有追究往事，只是坦然面对，还说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段往事听起来很平常，但放在两个人的经历里，就不那么平常了。

一个曾经指挥黔军与红军作战，一个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几十年过去，双方的身份和处境都变了，再见面时，也没有必要再把当年的恩怨搬出来。

回头看王家烈的一生，年轻时靠着一身力气从山沟里闯出来，后来靠军队坐上贵州省主席的位子，又因为军权旁落，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丢掉。

他不是没有野心，也不是没有算计。只是到了1934年、1935年那个关口，他面对的已经不是贵州省内几个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而是一场正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变局。

他想保住自己的军队和地盘，结果什么也没保住。

不过，历史评价一个人，也不能只看他某一个阶段做了什么。王家烈曾经是地方军阀，也曾经与红军交战，但在1949年的选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同样是他人生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来路，有时候比他的官职更值得琢磨。王家烈从桐梓山沟里走出来，最后又回到了贵州。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手握重兵、说一不二的王军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