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下旬,北京八宝山,乔冠华的遗体即将被送入礼堂,前来送行的人并不多。家属、外交系统的旧同事,以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人群中,一位女子的出现,却让章含之明显愣了一下。
她叫丛军,是陈毅的女儿。
乔冠华病重之后,身边人已经习惯了告别。可陈毅家属专程派人前来,仍然出乎章含之意料。丛军解释说,哥哥陈昊苏因参加重要会议无法赶来,临行前特意交代,无论如何也要替家里送乔冠华一程。
这不是普通的吊唁。
乔冠华与陈毅之间的交情,早已超出一般同事关系。陈毅在外交战线工作期间,乔冠华长期担任重要文字和翻译工作,两人常有往来。一个性格爽朗,胸襟开阔;一个擅长思考,笔锋犀利。工作上的配合,慢慢沉淀成了彼此信任。
章含之听到这里,关于陈毅的许多往事也重新浮现在脑海里。乔冠华生前谈到陈毅时,常说陈老总是自己十分敬重的老同志。他欣赏陈毅待人坦诚、不计个人得失,也佩服对方在复杂环境中仍能保持直率。
有意思的是,乔冠华晚年并没有把这段交情挂在嘴边炫耀。大约1981年,南京军区协作组编写《陈毅传》,外交方面的材料需要进一步核实,陈毅的幼子陈昊苏曾带着写作人员登门访问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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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乔冠华身体已经不佳,个人处境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但谈到陈毅,他还是认真回忆,尽量提供资料。有人问他身体能否吃得消,他回答:“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再作一次贡献。”
这句话,分量很重。
乔冠华与陈毅的关系,也折射出新中国外交工作早期的一种风气。那时的外交人员不仅要熟悉国际形势,还要能写、能译、能应对复杂谈判。许多重要文稿,往往经过反复推敲,一个词的轻重,都可能影响表达效果。
章含之正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走上外交岗位的。她早年曾想学建筑,也向往过话剧舞台,却受到养父章士钊影响,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她加入英语话剧社,算是弥补了未能成为演员的遗憾;而真正改变她人生方向的,是语言能力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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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章含之随章士钊参加毛泽东七十岁生日相关活动,后来受邀为毛泽东讲授英语。那时她年纪不大,却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有时称她“章老师”,也会询问她这些年是否真正接触了社会、经受了锻炼。
1971年,章含之调入外交部,从普通工作人员做起。她在翻译、文稿和外交事务中逐渐积累经验,后来担任亚洲司副司长。1973年,毛泽东提出要培养女外交家,并曾考虑让她出任驻加拿大大使。
然而,章含之没有接受这条看起来更顺畅的道路。她选择与乔冠华共同生活。两人的结合,在当时并非没有压力,尤其乔冠华的年龄、经历和婚姻状况,都使这段关系受到关注。
章含之后来谈到这个选择时说:“每个人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不能强求。”她知道,若接受任命,或许会拥有另一种职业轨迹;可感情一旦作出选择,就很难再用职位高低去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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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之后,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工作与政治生活都发生重大变化。乔冠华被免去党内外职务,章含之也离开了原来的外交岗位。对一个曾经站在外交舞台中心的人来说,这种转折来得突然,也十分沉重。
患病后的乔冠华,身体迅速衰弱。1983年9月21日,中秋节前后,他已经多次陷入昏迷。章含之让司机买来月饼,想陪他把这个节日过完。乔冠华偶尔清醒,言语断续,昔日的外交家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十分消瘦。
乔冠华离世后,送行场面显得冷清。丛军的到来,使这场告别多了一层特殊意味。她代表的不只是陈昊苏,也代表陈毅一家对旧日友谊的记得。
在八宝山,章含之终于明白,所谓故交,并不只存在于顺境中的宴席和合影里。一个人离开之后,仍有人愿意替故人走完一段路,这段关系才算真正留下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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