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法撷英·锦文②丨民商事交易型受贿的司法认定——以异常利益的职权归因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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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交易型受贿的司法认定

——以异常利益的职权归因为中心

作者简介

周妩妍，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本文荣获湖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26年年会论文优秀奖

unset 摘要

民商事交易型受贿借助投资、借贷、房产、股权及合作经营等真实交易实现利益输送，交易真实性、收益异常性与受贿成立之间因而不能作简单等同。司法认定的核心，在于区分市场机制形成的正常收益与职权介入产生的特殊利益。本文以异常利益的职权归因为分析主线，提出“市场基准确定—异常利益识别—职权原因归属—犯罪数额剥离—证据闭环检验”的判断路径。异常利益仅是连接经济事实与刑法评价的中间概念，定罪仍须回归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数额认定则应根据交易有无独立商业基础，分别采取剥离正常市场收益、仅计入超额部分，或者将全部收益计入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以下简称“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为预期收益和典型交易形态提供了规则依据，仍需通过统一的职权归因标准加以贯通。

关键词

民商事交易型受贿；异常利益；职权归因；市场基准；权钱交易

目录

一、民商事交易型受贿的司法认定困境 二、异常利益职权归因的规范判断 三、不同利益形成机制中的司法适用 四、异常利益职权归因的证明规则与认定边界 五、结语

（一）新型隐性受贿的交易化、市场化与预期化

传统受贿多表现为现金、实物或者转账等直接财物给付，利益内容相对确定，收受行为与职务行为的联系也较为直观。民商事交易型受贿则借助投资、借贷、房产买卖、股权安排和合作经营等市场活动完成利益输送。行为人可能签订真实合同、支付部分价款或者实际投入资金，请托人也可能履行交付、过户、分红等交易义务。权钱交易不再独立呈现，而是被置于一套可由民商法解释的权利义务关系之中。

此类受贿同时具有利益形成市场化与实现方式预期化的特征。请托人通过低价交易、异常高息、固定回报、虚增交易环节或者给予稀缺投资机会，使国家工作人员经由市场活动取得利益；利益也可能随着房产升值、企业经营、股权增值或者公司上市逐步实现，在交易之初尚无确定数额。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覆盖上述典型形态，反映出利益输送从直接给付转向交易承载、从即时收受转向延迟兑现的变化。民商事行为在个案中既可能是利益输送的外观，也可能具有真实经济内容，合同、出资和交易履行本身均不足以直接回答受贿罪是否成立。

（二）民商事交易型受贿认定路径的三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交易真实即出罪”。该路径将合同真实、资金实际投入或者交易依法履行，直接等同于所得收益具有正当性，混淆了民商事关系真实性与刑事归责正当性。民商法主要解决交易是否成立、有效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刑法则需进一步审查国家工作人员取得特定利益是否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原因。真实交易可以为部分收益提供市场解释，却不能排除请托人借助交易让渡额外利益。

第二种偏差是“交易异常即入罪”。高利率、低价格、高回报、风险豁免或者特殊交易机会，能够提示交易偏离通常市场条件，但市场价格与收益水平会受到供求、风险、融资需求、议价能力和交易时点等因素影响。司法机关仍须查明偏离部分是否由请托关系和职务行为所促成。仅凭结果异常认定权钱交易，等同于以经济评价替代犯罪构成判断，也可能把不合常规但具有真实商业原因的交易纳入刑事处罚。

第三种偏差是“穿透交易即完成归责”。穿透合同、资金和交易流程，有助于揭示被市场形式遮蔽的利益安排，其功能属于事实调查和证据审查。若裁判仅以交易“不符合常理”“有违商业习惯”或者“具有利益输送性质”为由得出有罪结论，未继续说明异常利益如何形成、为何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与职务行为存在何种联系，穿透式审查便可能停留于结论性判断。交易异常与受贿成立之间，仍需补足异常利益归因于职权的论证环节。

（三）交易所得的来源判断

民商事交易型受贿的实质难题，在于解释交易所得由何种因素形成。同一经济关系中可能并存两类利益：资金投入、经营管理、时间成本和风险承担形成正常市场收益；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身份形成的影响力、具体职务帮助或者持续关照获得特殊条件，由此形成权力收益。国家工作人员真实提供借款，并不排除超出正常融资成本的利息具有职务对价性质；实际投入股本金，也不能当然说明全部收益均属投资回报，尤其在其无须承担相应经营风险、请托人仍保证固定高额收益时，更应追问超额回报的真实来源。

据此，交易真实性是判断利益性质的事实基础，交易异常性承担线索和筛选功能，最终结论取决于异常利益能否归因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司法判断需要先确定同一时期、相近条件下普通市场主体可得的利益范围，再识别国家工作人员所获价格、收益、机会或者风险配置方面的特殊待遇，继而结合请托、谋利和利益安排查明其来源。至于正常市场收益与职权对价收益如何剥离、何种情形应将全部收益计入受贿数额，则应在规范归因完成后，根据交易的独立商业基础作进一步判断。

unset 二、异常利益职权归因的规范判断 unset unset

（一）权钱交易对应性的规范地位

受贿罪的不法本质通常以权钱交易加以概括，对于“权”与“钱”之间联系的强度，理论上存在不同说明路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理论重视财物与职务行为的交换结构，付立庆据此强调“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违法要素所具有的定型功能。该解释能够揭示典型“收钱办事”的基本结构，但若将对价关系限定为某笔财物与某一具体职务行为逐笔对应，概括性请托、长期关照、事后收受和延迟兑现等情形便难以得到妥当评价。

劳东燕从公职不可谋私利的立场出发，将取得财物理解为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主张具体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无须形成严格的一一对价。何庆仁从义务犯理论出发，强调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因职权行使而从他人处非法获利的制度性义务。两种观点均有助于突破即时、等价交换的狭窄理解。不过，在民商事交易型案件中，交易本身足以为收益提供表面正当来源，司法机关仍需说明特殊利益为何源于职权而非资本、劳动或风险。此处的“对应性”承担的是具体归因功能：在法定构成要件框架内，检验利益安排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间是否存在足以支持刑事归责的实质联系。

对应关系可以存在于一次职务行为与一笔收益之间，也可以体现为一段时期内持续职务帮助与整体利益安排之间的联系。认定时无需寻找数学意义上的等价交换，也不以双方明示约定为限；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要素均有证据支持的前提下，只要能够证明特殊利益系请托人为交换或者酬谢职务帮助而给予，即可肯定其职权来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依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及《解释(二)》第十三条另行审查。这样既能避免裁判停留于合同与出资形式，也能阻断由经济异常直接跳跃至有罪结论。

（二）异常利益的识别及市场基准确定

异常利益的识别是职权归因的逻辑起点。对“异常”的判断，应当以客观交易条件的比较为基础，重点考察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取得的利益是否明显优于同时期、同类型、同等风险条件下普通市场主体能够取得的利益。异常利益在本文中属于中间分析概念，用于定位需要解释和归因的特殊经济待遇，其本身不构成受贿罪中的新增法定对象。定罪仍须回到“收受他人财物”等构成要件，证明相关价格差额、超额收益或者机会利益已经转化为可评价的财产性利益；保本、兜底和风险豁免等安排，可以作为判断该利益是否具有职务对价性质的重要依据。

市场基准可以优先从个案中的可比交易取得。房产交易可参考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相同户型及相近付款条件下的实际成交价格；借贷关系可考察请托人因相同融资需求向其他主体借款时的利率、担保和期限；股权与投资交易则可比较同期其他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认购价格、收益分配、退出安排和风险负担。检例第248号以请托人同期向其他主体正常借款的最高利率作为参照，体现了从个案实际交易条件中还原市场基准的思路。对于缺乏直接可比交易的案件，还可综合公开市场价格、行业通常标准、正常融资成本、专业评估意见以及行为人的实际投入和经营贡献确定合理区间。

市场基准的比较对象不能局限于最终价格或者名义收益率。某项安排即便在价格上接近市场水平，若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普通主体无法取得的准入机会、退出保障、保本承诺或者风险豁免，仍可能形成特殊利益；反之，名义回报较高，但与资金占用期限、信用风险、经营贡献和市场波动相匹配，也可能具有正常商业解释。商业机会具有价值不确定性，需要后续投入和风险承担才能转化为现实收益，因而应分别审查机会取得、利益实现及风险配置，不宜仅以最终获利倒推交易之初的受贿性质。

市场基准应当通过事实比较加以确定，目的在于识别具体交易条件所处的合理区间，无需求得唯一、绝对的市场价格。只有当价格、收益、机会获取或者风险配置明显优于合理区间，且差异无法由资金、劳动、经营和风险等正常因素解释时，才进入职权归因阶段。此时所得结论仍限于行为人获得了特殊经济待遇，其贿赂属性尚需通过请托谋利事实和利益给予目的予以证明。

（三）异常利益归因于职权的五类客观审查因素

异常利益能否归因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应通过相互关联的客观事实综合判断。检例第188号及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所考察的事实，可以归纳为五类客观审查因素。它们主要为权钱交易的认定提供证据和判断资料，不具有独立构成要件的意义。不同案件的交易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各异，各项因素的证明价值也会相应变化，不宜设定固定权重并机械套用。

第一，审查请托、谋利与利益取得之间的职务关联。应查明利益给予人有无具体或概括性请托，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处理相关事项的职权，是否实施、承诺实施或者持续提供职务帮助。长期合作和多次往来中，可以从整体利益安排判断职务联系，无须强求每笔收益对应单一事项；仅有一般工作接触、私人交往或者身份关系，缺少请托与谋利事实印证的，尚不足以完成职权归因。

第二，审查交易是否具有独立商业目的和合理基础。重点在于剥离职务关系后，交易仍否具有成立与履行的经济理由。借贷案件需考察真实融资需求、资金交付使用和对特定出借人的选择原因；投资案件需审查项目真实性、投资资格与交易结构；合作经营案件还应考察行为人是否提供资金、劳动、技术、渠道等可独立评价的贡献。交易结构主要为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利益而特别设计时，形式真实无法自行阻断刑事评价。

第三，审查收益与出资、经营贡献及风险承担是否匹配。正常市场回报通常以成本投入和风险负担为基础。行为人实际出资本金具有重要证明意义，仍需继续考察其是否承担本金损失、经营亏损、价格下跌、项目失败和退出受阻等风险。保本、回购、兜底或者与经营状况无关的固定收益安排，可能表明不利后果已转由请托人承担；行为人与其他投资者适用相同规则并承担同等风险时，较高收益则不能单凭数额认定为职权对价。

第四，审查交易机会的来源及身份依附性。股权认购、稀缺项目和封闭性合作中，需要查明普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交易，请托人为何选择国家工作人员，其准入资格、认购价格、资金便利和收益保障是否与职务身份及此前谋利行为有关。可以通过反事实问题辅助检验：若行为人不具有相关职务身份且未提供职务帮助，对方是否仍会给予相同机会和条件。反事实分析只用于组织证据，不能代替对机会配置过程的证明。

第五，审查利益安排与职务行为在时间、主体和目的上的整体联系。职务帮助与交易安排的先后次序、特殊条件的提出过程、收益兑现方式、实际支付主体以及双方对安排的解释，均会影响归因判断。第三人代持、关联主体付款和利益延迟兑现，不应被形式上的主体差异或时间间隔切断；时间接近、关系密切和交易隐蔽也不能单独推导有罪。只有职务行为、交易安排与利益取得能够相互印证，才足以证明异常利益属于请托人为交换或酬谢职务帮助作出的让渡。

完成职权归因后，笔者主张根据交易是否具有独立商业基础，对受贿数额作进一步剥离。交易具有独立商业基础且正常市场回报可以识别的，原则上仅将归因于职权的超额部分计入；行为人的交易资格、收益安排和风险配置整体依附于职务关系，无法分离出具有独立根据的正常回报时，可以将实际取得的全部收益计入，但应扣除真实支付且未被返还的本金。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型受贿还需在完成定性判断后，依《解释(二)》第十一条确定数额：案发时已实际获利的，按照实际获利认定；尚未实际获利的，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产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之间的溢价认定。该条属于数额规则，不替代对权钱交易的先行证明。

unset 三、不同利益形成机制中的司法适用 unset unset

上述类型不以投资、借贷、房产等合同名称为区分标准，而以异常利益的主要形成环节为依据：价格差额型利益形成于交易条件的偏离，超额收益型利益形成于收益与投入、风险的不匹配，机会及预期收益型利益则主要形成于准入资格、获利机会或者尚未兑现的资产增值。案例类型化应当服务于共同判断方法的提炼，通过比较不同利益输送结构，进一步划定正常市场行为与受贿犯罪之间的边界，避免将指导性案例机械转化为入罪清单。依异常利益的形成机制，可将相关案件归纳为价格差额型、超额收益型以及机会与预期收益型三类，并分别检验市场基准、职权归因和数额剥离规则。

（一）价格差额型利益输送

1.虚增交易环节形成的差价

虚增交易环节型受贿通常表现为请托人在既有购销关系中增设中间主体，使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指定人员通过低买高卖取得差价。认定时首先审查中间主体是否具有真实经营功能，包括资金投入、采购磋商、仓储运输、销售服务以及货物毁损、价格波动、款项不能回收等风险。中间主体未设经营场所或不直接接触货物，并不必然否定其价值，现代交易中的信息、渠道和供应链组织也可能形成合理报酬；仍应查明其提供的服务能否解释所得差价。

中间主体缺乏与利润相匹配的经营贡献，请托人又通过抬高采购价格、压低销售价格或者指定交易对象保障其获利，差价的异常性随之增强。检例第247号提示，审查不能停留于“没有真实经营”，还需结合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在项目承揽、采购销售和款项结算中的帮助，以及中间环节设置的时点和目的，证明差价安排依附于职务行为。形成“经营贡献不足—差价缺乏商业依据—利益安排源于职务帮助”的证据链后，方可将相应差价评价为受贿所得。若职权直接改变国有单位交易条件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还应结合财产来源和行为方式审查其他职务犯罪的适用，避免仅凭交易形式先行确定罪名。

2.房产交易形成的价差

低价购房应以交易发生时同一楼盘、相同户型和相近付款条件下的实际成交价格为主要基准，考察优惠是否面向不特定购房人、是否属于正常促销，以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享有额外折扣。后续房价上涨只能说明利益实现结果，不能直接倒推订约时存在输送。对于支付少量定金长期锁定房产、待价格上涨后取得增值收益的安排，审查重点还包括是否签订正式合同、是否承担付款义务、是否实际控制房屋以及价格下跌和交易失败风险由谁承担。检例第249号所涉行为人仅以少量定金获得上涨收益，未承担普通购房人的主要义务和风险，实际获利因而缺乏正常投资基础。若行为人依普通交易条件支付价款、取得房屋并独立承担涨跌风险，其后增值原则上属于市场收益；特殊价格、风险转移或收益保障可归因于职务帮助时，相关差额才进入受贿评价。

（二）超额收益型利益输送

1.放贷收息中的超额利息

放贷收息型案件中，本金实际交付和借款人真实用资需求可以证明借贷关系具有经济内容，却不能说明全部利息均有正当来源。市场基准应结合期限、担保、借款人信用、资金用途和违约风险确定；请托人同期因相同融资需求向其他主体借款的实际条件，通常比抽象平均利率更具可比性。检例第248号以同期正常借款的最高利率作为审慎参照，将该水平以内的利息保留为资金使用收益，仅对超出部分继续审查职权来源，这一处理体现了真实交易内部的利益剥离。

超额利息成立受贿，还需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知请托人基于其谋利行为支付特殊回报。除利率偏离外，应考察本金不能收回的风险是否真实存在，请托人是否提供足额担保，付息是否与资金使用状况无关，高息约定及支付与职务帮助在时间和目的上能否相互印证。具有独立借贷基础时，原则上以实际收取利息与正常利息之间的差额认定受贿数额；若本金并未真实交付，或者所谓利息完全脱离资金使用，则应按照实际利益输送结构另行评价。

2.投资安排中的固定或超额回报

投资型受贿中，实际出资同样不能终止审查。2007年《意见》已将未实际出资而以合作投资名义获取利润等情形纳入受贿评价，对于真实出资案件则需进一步考察资格、回报与风险。若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正常投资资格，参与经营或者按照统一规则承担亏损、退出和市场波动风险，其回报具有市场基础；若其不具备通常准入条件，不参与经营且通过保本、兜底、固定分红等安排免除风险，却持续取得与经营状况脱节的高额收益，则收益来源可能在于请托人对职务帮助的酬谢。检例第250号所涉投资的资格、回报与风险配置整体依附于职务关系，无法从中识别独立的正常投资收益，故将扣除真实本金后的全部实际收益计入受贿数额。若投资具有独立商业基础，仅收益率或分配比例受到职权因素影响，则宜先确定同类投资的合理回报，再对超额部分作刑法评价。权股交易中数额标准的选择，也应服从定性与利益来源的先后关系。

（三）机会及预期收益型利益输送

1.交易机会的职务依附性

商业机会型案件的首要问题是行为人取得了何种可评价利益。稀缺股权、原始股认购或者封闭项目资格通常具有潜在获利可能，机会能否转化为现实利益仍受后续出资、经营和市场风险影响。司法机关应查明机会是否公开配置、行为人是否符合通常准入标准、其他投资者是否适用相同条件，以及请托人为何向其预留份额、提供代持或融资便利。机会取得完全依附于职务身份，又通过回购、保本等安排排除主要风险时，职权因素对利益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公开取得、真实投入并承担同等风险的情形，则应保留正常投资解释。对商业机会本身的评价须保持情境化，避免将身份优势、入场资格和最终收益混为同一对象。

2.预期收益的定性与量化

原始股和股权预期收益具有时间延展性。行为人在受让时可能尚未实际获利，双方却已对上市、增值和退出作出安排。检例第251号强调结合认购资格、上市预期、资金风险以及职务行为之间的联系，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判断受贿性质；预期收益实现后，以实际获利确定数额。《解释(二)》第十一条进一步覆盖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情形，以涉案资产市场价格与支付价格之间的溢价作为一般计算方法。该规则适用的逻辑顺序应当明确：先证明投资机会、优惠条件或风险豁免属于职务对价，再根据利益是否实现选择实际获利或者溢价标准。若定性尚未完成，仅凭取得原始股或者股权升值不能反向推定受贿。对“突击入股”等案件，也应围绕资格来源、真实出资、风险负担和退出安排逐项检验。

unset 四、异常利益职权归因的证明规则与认定边界 unset unset

（一）交易异常与身份关系的证据意义

价格偏离、高额回报、固定收益、风险豁免、稀缺机会以及交易主体之间的管理关系、业务往来和密切交往，均可作为发现权钱交易的重要间接事实，其证明作用在于支持对利益形成原因的进一步调查。上述事实单独存在时，只能表明交易具有可疑性或者职务依附的可能。控方仍应以请托事项、谋利行为、利益安排过程和双方主观认识为核心，构建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即使请托人曾经获得国家工作人员帮助，也不能据此将双方全部借贷、投资和消费往来概括认定为受贿；每项利益均需查明形成背景、给予目的及与职务行为的联系。

交易型受贿往往缺少直接表达权钱交换的书证或言词，间接证据因此具有更大作用。资金流向、合同形成时间、收益分配、关联主体付款、代持安排、交易记录修改、同类主体待遇以及事后掩饰行为，可以从不同侧面证明利益安排。对这些证据的评价应围绕同一待证事实展开，避免把“关系密切”“交易隐蔽”和“收益异常”等若干弱事实简单叠加为有罪结论。证据链的关键在于说明：若排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和职务帮助，现有交易条件是否仍有充分商业理由。

（二）合理市场解释的审查与排除

被告人以真实投资、正常借贷、市场优惠或者经营贡献提出解释时，司法机关应审查其是否得到合同、账册、资金流、纳税资料、同类交易和证人证言等证据支持。解释存在矛盾或者不能完全证实，可能削弱其可信性，却不能据此反向推定控方主张成立。受贿罪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异常利益的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利事实以及利益给予目的均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民商事交易具有价格波动、风险差异和个别协商空间。当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实际投入资金、提供可评价的经营贡献并承担与收益相当的风险，或者优惠条件同样适用于其他市场主体，且职权因素无法得到充分证明时，应保留正常市场交易的解释。市场因素与职权因素共同作用的，应尽可能分离正常回报，仅对能够证明来源于职权的部分作刑法评价。如果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全部收益均由市场因素形成的合理解释，则不能认定该项交易构成受贿；如果权钱交易已经得到证明，只是异常利益的具体数额无法精确认定，则应当按照证据能够确证的最低数额审慎认定。由此，应当分别判断异常利益职权归因事实与犯罪数额事实，避免因数额计算存在困难而当然否定受贿罪成立，也不得在职权来源尚未得到证明时径行推定全部收益属于受贿所得。

（三）裁判说理的逻辑闭环

新型隐性受贿的裁判说理应当展示从经济事实到刑法归责的完整过程。第一层说明市场基准如何确定，涉案交易在价格、收益、机会获取或者风险配置方面偏离何种合理区间；第二层说明异常利益为何无法由出资、劳动、经营贡献和风险承担解释，并通过请托、谋利与利益安排证明其职权来源；第三层回应辩方提出的正常交易解释，阐明相关证据为何不足以形成合理怀疑；第四层说明数额计算方法，明确采取超额收益剥离、全部收益计入或者预期收益溢价规则的理由。

上述四层说理将市场比较、职权归因、合理解释排除和犯罪数额认定连接起来，也为穿透式审查设定了可检验的边界。裁判文书若只罗列交易异常，缺少职权来源的论证，定性依据便不充分；若已经确认权钱交易，却未区分本金、正常回报和特殊收益，数额认定仍可能失准。通过逐层展示事实、证据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才能同时回应惩治隐性腐败的现实需要与刑法明确性、谦抑性的基本要求。

unset 五、结论 unset unset

民商事交易型受贿改变了利益输送的外观，却未改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获取不当利益的实质。对具有真实或者部分真实交易基础的案件，司法认定通常应从市场基准的确定入手，以异常利益的职权归因为核心环节，再根据交易有无独立商业基础完成数额剥离，并通过证明责任与合理解释审查控制入罪边界。价格、收益、机会和风险配置的异常只能提示进一步审查，最终仍须证明特殊利益与请托谋利之间具有实质联系。《解释(二)》与第六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已经提供新的规范资源，后续裁判应将定性判断置于数额计算之前，形成“市场基准确定—异常利益识别—职权归因—受贿数额确定—证据闭环检验”的说理闭环，从而在严惩新型隐性腐败与保障正常市场交易之间实现更为精准的刑法评价。

特别说明：因篇幅较长，本文已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