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北上抗日前留遗书亲手撕毁，女儿从痰盂中捞起看完痛哭！

1937年9月，武汉，郝梦龄军长的家中，一封刚写好的信被揉碎，丢进了痰盂。15岁的女儿郝慧英并不知道，父亲撕掉的不是普通家书，而是一份预先写下的遗嘱。

她趁父亲离开后，把纸片捞出，拼接、冲洗，再一点点辨认。信上的字迹断断续续，意思却十分清楚：父亲已经做好牺牲准备，孩子们今后的生活和学业，只能托付给母亲与国家。

那时，郝梦龄的五个孩子中，大女儿15岁，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一个军长，为什么要在出发前把后事交代给孩子？答案不在这封信本身，而在他对这次北上的判断：这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一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

郝梦龄1898年出生于河北藁城庄合村，家境普通，只读过几年私塾。14岁时，他到正定一家杂货店做学徒，因不堪忍受欺辱，投身军旅。恰好同乡魏益三识得他的勤奋，先后送他进入陆军军官小学和保定军官学校。

从基层军官做到师长、军长，郝梦龄靠的并非显赫出身。1926年，他随魏益三归属冯玉祥部，后来参加北伐，逐渐升任第九军军长。中原大战后，他被南京方面收编，却越来越厌恶军阀混战，曾多次请求离开军队，回乡务农。

他没有等来退役。

1935年以后，郝梦龄率第九军在西南修筑公路，部队通车后又承担养护和守卫任务。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正在前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的途中。得知华北战事骤起，他立即改变行程，请求北上杀敌。

有人劝他先到行营任职，做参谋工作即可。他不接受，反复请求带兵上前线。郝梦龄说：“我是军人，应该到战场去。”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他对半生经历的一次回答。

他曾长期参与内战，深知军队消耗在同胞相争之中。日本全面侵华后，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过去可以退让，可以调停；此时若再退，便无处可退。郝梦龄要去的，正是最危险的地方。

部队经过武汉时，他回家与妻儿告别。家中租住的房子并不宽敞，家属也没有多少积蓄。妻子曾看中一座小洋楼，郝梦龄却不肯买。他认为军人四海为家，不能把钱财耗在置办房产上。

临行前那一夜，他坐在书桌旁，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第二天留下“明年再拆”的信，原本想让女儿日后阅读。可女儿当晚追问，他一把夺回，几番争执后，亲手撕碎。

慧英拼出的遗书大意是：自己北上抗日，已经抱定牺牲决心；如果阵亡，孩子要听母亲教导，孝敬祖母。至于上学，父亲没有留下钱，只能盼国家胜利后，孩子进入遗族学校。

全家哭成一团。慧英问父亲，军长并不一定要亲自冲在最前面。郝梦龄回答：“没有国，哪有家？”这不是临别时的漂亮话，而是他对家人最直接的解释。

1937年10月，郝梦龄率第九军进入山西，编入卫立煌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忻口位于太原以北，是山西抗战的重要门户。日军占领平津、察哈尔部分地区后，战线逐步逼近山西，忻口会战由此展开。

郝梦龄被任命为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以及晋绥军部分部队，防守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裕一线。他常到阵地查看工事，和官兵一起冒着炮火辨认地形。面对部下，他反复强调，这场战争只能向前，不能把退路寄托在黄河上。

10月10日前后，战斗进入激烈阶段。日军炮火猛烈，守军阵地反复争夺，团长、营长和连长接连负伤。第九军并非完整建制，部分部队还被调往淞沪战场，临时拼合的兵力承受着极大压力。

有部队伤亡过重，请求增援。郝梦龄批下八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这句话并非鼓励士兵白白送死，而是说明阵地不能因伤亡而轻易放弃。对一名指挥官来说，他把自己也放进了这道命令之中。

10月16日凌晨，郝梦龄与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一道，到前沿督战。参谋见敌军火力凶猛，劝他进入掩体暂避。他没有接受，只说前线督战是军人的本分。

天快亮时，部队向日军阵地推进。日军以机枪掩护退却，郝梦龄等人率部进入关子村附近一段狭窄道路，遭到猛烈射击。郝梦龄腰部中弹，刘家麒、郑廷珍也相继殉国。1937年10月16日，39岁的郝梦龄牺牲于忻口前线，成为抗日战争中较早牺牲的中国军长之一。

士兵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寄出的信。信中写道，国家既然把重任交给自己，便不能吝惜一死；此次抗战，誓以沙场为归宿。与家中那封被撕碎的遗书相比，这封信没有写儿女，也没有写财产，只有军人对职责的确认。

郝梦龄的灵柩于10月24日运抵汉口，武汉各界前往迎灵。11月15日，武汉举行追悼仪式。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只是荣誉并不能替代生活，遗属后来仍经历了极大的困顿。

武汉失守后，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带着孩子辗转到重庆。1939年夏，冯玉祥在重庆发现两个男孩街头卖茶，询问后才知道，他们正是郝梦龄的儿子。孩子们卖茶，只为凑齐学费；姐姐郝慧英也在外面谋生，最小的弟弟郝荫森已经夭折。

这件事让许多人感到震动。将军战死沙场，家属却连上学都困难，遗嘱中所盼的遗族学校也没有顺利解决。后来在冯玉祥的帮助下，孩子们才重新获得求学机会。

1983年9月13日，民政部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他被列入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那封从痰盂里捞出的遗书，字数不足百字，却留下了一个军人在国家危急时，对妻子、孩子和战场所作的全部交代。